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胡耀邦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就干部的新老交替作了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公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1981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定稿,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这次改革历时3年之久,范围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专门的推动机构。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强对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国家体改委由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小组、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和专利局等经济综合机构合并组成。
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犯罪活动。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布,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在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由此称为“八大王”事件。
1982年4月2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后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了4个月。4个月的全民讨论,8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专门讨论,5次修宪委员会会议,几十部修改的稿本,近百处的补充修改,2年3个月的历程……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都是中国立法史上的盛举。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于1982年9月12~1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到会的中央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49人和黄克诚同志列席了会议。全会第一天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会批准了顾问委员会和纪检委的组成人员。
1981年12月15~23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又与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同志专门座谈讨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包括走私贩私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问题。198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在谷牧的支持下,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组织召开特区理论研讨会形成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 1982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对汇报提纲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同时组织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就特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
1982年5月,任仲夷在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针对此问题,提出了“排污不排外”观点。任仲夷说:“不可否认,实行改革开放,在长期封闭的墙上打开窗口,随着新鲜空气进来的,也难免有少许污浊的气息和蚊子、苍蝇。但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任仲夷认为,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封建落后的保守思想,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因此,他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后来简称为“排污不排外”。
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第一次矗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率先提出的这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透露了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成为“特区速度”的有力佐证。标语出现之初,引发了很大争议。1984年,这个口号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开始传遍中华大地。
1982年11月18日出版的广州《羊城晚报》在第一版刊出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这个婚姻介绍所是由中共广州市委筹划创办的一所为未婚青年介绍恋爱对象的常设性服务机构,由市委、市政府拨专款并配备工作人员,带有机关性质。一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绍所,它通过设立卡片自由查阅、按对举荐恋爱对象、组织交友结谊觅知音晚会以及郊游等方式为未婚青年牵线搭桥。
1982年,影片《少林寺》上映,迅即火遍神州大地,据统计,国内的观影人数高达5亿人次。与其他武打影片使用替身与特技不同,该片从头至尾全是真打,以致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掀起一股新风格的武术电影热潮,更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少林寺这个“中国功夫”的发源地,一座荒山上的冷庙成为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少林寺》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到少林寺去”成为那个时代不少年轻人的梦想。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年轻人逐渐认识到,英语是走出国门、认识外面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英语热”持续升温。1982年,中国第一部原版引进的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跟我学》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的方式,颠覆了中国人以往的“语法英语”和“口号英语”,节目一经播出便红遍全国。由于节目太火,又来不及出教材,栏目组开始在《电视周报》上刊登《跟我学》教材,每次半个版,《电视周报》因此增加了约50万订户。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中国人对英语以及这一语言背后的西方文化的初步认识,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节目反复播放的数年里,与之配套的同名教材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
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琼瑶的小说《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男的风流倜傥、深情款款,女的纤弱温柔、我见犹怜,家庭地位悬殊的男女青年为了爱情,冲破一切世俗成见,有情人终成眷属——琼瑶的爱情故事征服了一代代痴心男女。之后几年里,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琼瑶小说,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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