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还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权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79年1月28日早晨，北京首都机场，邓小平率团出发前往美国访问。此行被誉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邓小平说，这是向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学习。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国歌，礼炮鸣19响，这是美国总统在接待一个隔绝和敌对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同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文件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1979年3月12～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包产到户”的仍占主流。最后形成的意见是：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实行“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
四川扩权试点后，云南、北京等地也在国营企业中开始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工作。1979年4月13~20日，国家经委召集京津沪三市的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汽轮机厂等8户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部门发出通知，确定在京、津、沪3市的8个企业（首钢、上海柴油机厂、天津自行车厂等）进行企业管理改革的试点。
1979年4月16日，在无锡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由薛暮桥、孙冶方主持，参加会议的多达三百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运用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价值规律与扩大企业权限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价格形成与稳定物价问题等。这次讨论会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体制不合理、管理不善、效益低下等问题，会议确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这是我国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重要法律。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出席了会议。另有十六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79年2月5-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贯彻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上报国务院的会议纪要中正式提出了开展保险业务。4月9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1979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工作迅速在全国铺开。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向邓小平提出拟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实行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时，邓小平表态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30多年来，深圳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与魄力，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今天的现代化大都市，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的一则“天津牙膏主要产品介绍”的广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条消费品报纸广告。这则广告带动了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等的兴起。1月23日，《文汇报》刊登首条外商广告。1月28日下午3点05分，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参桂补酒”广告，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的，播放长度为1分30秒。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条广告“幸福可乐”也在同年3月播出。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恢复广告以后的第一条广告——宁江机床厂广告。这距离1941年美国播出全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时间已过去了整整38年。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知识青年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在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后，终于回到城市。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个重要法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执行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指示》严肃批评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轻视法制，有了政策就不要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对党委如何领导司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1980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广播讲话中指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提出法院独立办案，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1张废票、1张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同年11月，国内外体育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动地宣称：“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交谊舞是起源于西方的国际性社交舞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传入中国的几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到了解放初期，交谊舞在中国还是很流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喜欢跳交谊舞。文化大革命期间交谊舞中止。1979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这是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的舞会，参加者是一些领导干部和文艺团体的青年。此后，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男女青年发聚集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有时多达万人。
1979年，虽然国内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但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数量达到了279亿人次，平均每天有7000万人次的观众在看电影，这也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的纪录。播出的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再经由翻译重新配音的作品，人们称之为“译制片”。对刚打开国门的国人来说，这些译制片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的不同，这些译制片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表述方式。当时人们总结出四句打油诗一样的评语，并广为流传——“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1979年，电影《小花》横空出世，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小花》也贡献了一个新词：奶油小生。刘晓庆、陈冲、唐国强是片中主演。拍片期间唐国强过生日，陈冲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唐国强说最想吃到奶油蛋糕。于是，陈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唐国强找到一块当时还很稀缺的小蛋糕。后来看样片时，唐国强有一个近景特写，陈冲一看就乐了，说：“你看这个皮肤，比我都嫩。他是吃奶油吃的，干脆叫奶油小生吧！”随着影片的热映，“奶油小生”的称呼也不胫而走。后来，“奶油小生”成了年轻俊美男士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