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编著《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1985年我决意离开北大到社科院的个人动机之一，是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书。这个愿望早在1981年凤阳调查时就萌生了。那时，我们已接触了三年灾害时期许多尖锐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准确的第一手的实证资料，对党中央的政策性文件也掌握很少。创建发展组时，陈一咨曾通过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杜鹰的妈妈从西山档案馆复印了关于农村的3000件中央文件。那时，这些文件只能保存在社科院农村所党委的保险柜里，任何党员都不能外借，也不能复印，只能到党委办公室阅读。本来，我对苏联的农业政策和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就极感兴趣，经过1959年反右倾和三年灾害，在这方面的见闻更多，我的好奇心也更强了。这一切都推动着我的探求精神，真想了解并说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历时几十年的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愿望在北大当教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教师不仅看不到机密资料，也不可能到全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我的研究愿望只有离开学校到专门的研究部门才有可能实现。因此，1982年发展组兄弟们派王小强来家洽谈我调离北大时，我也动心，没有拒绝他们。我之所以不能当即立断离开北大，是因为我还要在北大参加整党运动，另外就是要评定教师职称。在这两件事了结以后，我左腿又骨折，半年不能行走，加上调动手续的周折，最后我到社科院报到时，已是1985年11月份了。

我自知已经年过半百所剩时间不多了，所以到社科院后不敢怠慢，抓紧时间工作。

为了我梦中的这本书，我到农村所后首先是去党委办公室阅读那3000件中央文件。每天乘车从北大到三里河月坛北小街2号楼，一连几个月坚持不懈。

1986年起，我开始到全国各地调查农村实际情况。1986年至1989的那几年，可真是分秒必争啊！真可以说是埋头苦干专心致志地研究农村问题了。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下来，我的研究成果一份一份地出来了，还连连得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北京出版社出了我们的《马寅初传》；1980年发表的那篇“批左”的文章还得了孙冶方首届经济科学论文奖。这期间，我还跑遍了我想去的中国农村，从温州、云南、河南，到山西、山东。这样，有关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实际情况就基本掌握了。1987年所领导还派我去波兰、苏联考察，实现了我童年时的梦想。我庆幸来了社科院，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我喜爱的专业，也摆脱了北大无尽的派性纠纷、政治运动和是非干扰。至1989年春天，我所关心的农村问题，从合作化、公社化的社会历史变迁到现实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和农村文化与农民价值取向等，我都接触了并有所研究，又可以出些研究成果了。但是，这年夏天，我又遇上了难以通过的难关。在那种气氛下，精神几乎垮了，心全碎了，就像陷入一场大病之中。我的研究计划面临破产，研究活动被迫中断。心中的感觉就像是走在一座悬崖绝壁上，既不能往前走，也无法往后退，路堵死了。

我最想做的一件大活是编写一部关于中国农村40年变迁的书。那是1981年在滁县调查时确立的研究计划。参与那项研究的成员有：王子平、杨冠三、梁晓东等，我们还是请王耕今老所长牵头。当时拟定的题目为《中国农村四十年》，是作为1989年国庆40周年的献礼项目上报的。为此，我们选定在凤阳县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在滁县地委王郁昭书记支持下，1986年就由王子平、杨冠三、梁晓东、郭朝田等，在凤阳县委招待所蹲点调查了三个月，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凤阳公安局存档的那64件人吃人的“绝秘案卷资料”。我们利用暑假请北大人大的十几位大学生、研究生抄录了大量的卡片，带回北京分类归纳编印成四大册，将近十万字的资料初稿，分送给中央领导人万里、邓力群、杜润生等。当时设想，再有一个河南信阳地区的第一手材料，就可以动笔写那部中国农村变迁历史了。但是，正在这时，却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政治风暴。6月以后的北京，顿时一片恐怖混乱，杀气腾腾，不仅不能正常地调查研究写作，而且整个政治气氛令人窒息，整个社会像中毒的病人一样在痛苦中呻吟，直到国庆节后那种气氛才有所缓和，但是，研究工作依然无法进行。

对我来说，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人。由于6月政治风暴的影响，主管我们这项研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被冻结了。我们课题组的人散了，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进监牢，能干活的人除了王耕今老先生，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暑假期间，我怀着最后的希望去唐山找到王子平，想约他一起继续干下去。王恳切地对我说：他怎么也不能干了，还善意地劝我也别再干了。我失望地一个人返回北京，心里凉透了，真是欲罢不得，欲干不能，面对着那整包整袋的苦苦地积累了若干年的资料和修改了若干遍的写作提纲，不知所措，苦闷之极，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是想痛哭一场，却找不到一个坟圪啊！

在那些日子，我的情绪坏透了，真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大捆的书报资料和成袋的提纲，只好乱扔在地上，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完全瘫软了。在那种时候，只觉得人的脆弱和渺小，相信在恶劣的大环境下，人很容易地就被压扁了。

9月的一天，我在社科院班车上遇见了76届毕业生石小玉。她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就劝我重读一遍《新阶级》。说也奇怪，在这之后，我的心情又慢慢缓过来了，终于又重新振作起来，孤身一人继续为那前途未卜的书奋斗拼搏。

既无钱又无人，用什么办法去完成这计划中的上、中、下三大卷、篇幅有上百万字，并附有十几个县典型材料的巨著呢！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若不后退，就只能面对着这庞大的研究计划哭泣！

正当我烦闷痛苦之极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发展研究所谢扬他们要出我们的凤阳实录了。这份《凤阳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就是我们多次去凤阳并在凤阳住点几个月收集的那批材料。1990年，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撤销前，发展所办公室主任谢扬他们在杜润生主任支持下，决定利用所余经费把几件研究成果出版。他们联系的是农村读物出版社，内部发行，分上、下两册，共约60万字。《凤阳社会经济发展实录》由谢扬和李国都同志负责最后校定。

凤阳实录的正式出版大大地鼓了我的心气。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坚持干下去，迟早还是有办法的。经过与谢扬他们商量，决定将我们剩余的几千元研究经费通过体改所的会计转取出来，同时退掉了为编写这本书租用国家计委招待所的那间房子，把全部材料搬运到六铺坑工人日报赵蔚的家里，这时赵蔚已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哥仑比亚大学。

在这以后，我集中精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继续收集资料和修改编写大纲。经过反复修改调整，决定将原计划的三卷压缩成一卷，字数由100万压缩为不超过50万，十几个县的典型调查也忍痛放弃，只保留凤阳一县。

在这期间，收集资料的工作，大有进展。那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了一份《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上下册两大本，每套15元，作为内部资料，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我一次买了6套，准备供剪贴用，比复印还要便宜。就这样，我当初求之不得的那3000件中共中央文件都有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研究室和国务院农研室还正在组织全国各省官员编写农业合作化史。那些第一手史料由廊坊的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分期出版了，每本每年6元，我订了6份，以备剪贴用。这样，我只要有时间，就钻到六铺坑摆弄那些资料，琢磨编书大纲。当时，我们农村所的魏道南同志是中央编书组编写合作化史的骨干。我从她那儿得知他们编书的不少消息。他们印的一份4万字的编写大纲后来还送到所里转给我征求意见。这使我摸清了他们的动态，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原来，他们的主编是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他们是通过各省的现职领导人和顾问委员会组织编书班子收集材料的。那些人地位高，权力大，但各人回忆各人的。由于中国农村问题太是非，变动大，争议多，很难统一各种人的观点，所以，他们的书稿无法统稿，但他们又急于出成果，于是就把各人的回忆录之类的材料，以《中国农村合作化史料》的名义零零散散地发表了。这些资料对我们编书直接用处不大，但使我们了解了这方面的动向，还是有帮助的，主要是大增了自信。

这以后，我将每篇每章的编写大纲和相关资料都一y一y、一包一包整齐地摆在六铺坑赵蔚的桌上、床上、地上，每星期二、五，我乘地铁路过鼓楼大街，都在那里停留大半天，就像工程师守着建筑物的图纸和模型一样，等待着施工机会。那时，我非常自觉地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我有自知之明，我只能承担一部分写作任务，大部分心思必须用在整合全书和组织写作力量上，主要是精心物色能写作的“借用力量”。

1990年秋天，由我主持的农村社会研究室和山西省体改委在原平县联合召开了一次农村社区整合学术研讨会。社科院农村所的领导和山西省社科院的领导及山西省出版社的头头们都出席了那次研讨会。由于社区整合题目新颖，对地方上的人特别是原平这样的改革典型县，很有吸引力。为开这次会，我们商定，农村所出5000元，原平县出20000元，会后合编一本书，由双方作主编、编委。这样，双方优势互补，大家都高兴。但是，我心中最关注的是利用这次会，推出我们的那份《中国农村40年》编书计划。虽然这时国庆40年早已过去，不必为共和国的大庆献礼了。但我还是很想解释这段曲折的共和国历史！

在这次原平会议上，我把我们的编写计划和写作大纲复印件分送给到会的有关同志，像丢一块石头一样，试探水里的响动。结果，反映最快的是山西省经济出版社陈宇华社长。当时，他已出版了十几本经济学家文集，如薛暮桥、孙冶方、孙尚清等人的文集，正在物色有份量的书稿，见到我们的“中国农村40年”编写大纲，就迫不及待地约我商谈，当场就肯定地表示，可将这本书列入他们出版社的“8.5”重点出版计划。

陈宇华是上海人，十几岁就参军，后来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自己搞起了一个体制灵活自负盈亏的经济出版社，他任社长，主编是一位年轻的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张风山。陈宇华既有上海人的精明，又有山西人的仔细，还有军队干部的果断。当时他已年过60岁了，身体好，很有经验，能办事，一副可信可靠的神态。凭直感，我认定他是一个能办成事的人。我完全信任他，就答应尽快把书稿交给他。其实，这时书稿还未形成，他却相信我很快就能提交初稿！他说，他们出这种书，不为经济效益,只求社会效益，不赔钱就行，他们只付印费，无稿酬。我向他表示，我们不在乎稿费，能出就行！他说，他们包印了北京市中小学课本，能赚钱。这就叫做以经济效益支持社会效益，很有意思。以后，陈社长经常一个人来往于太原与北京之间，细心地倾听我们所的研究计划汇报会，单独拜访经济学界名流，亲自约稿，很受欢迎。谁能拒绝出版社上门约稿出版自己的“著作”呢？那是送上门的名利，每一本文集一般50万字左右，稿费最少也有5000元。

有了陈社长的许诺，我像拿到定单的加工商一样自信了。我约山西社科院副院长陈家骥同志一起来担任“中国农村40年”主编，并请他选派几个能干的青年人参与编写。

陈家骥是人民大学农经系1959级毕业生，算是我的学弟。陈是山东人，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工作。农业学大寨期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质量不错，但没有正式出版。我约他出任主编，而且将他的名字放在我前面，他就分工承担有关这部分内容，顺便他的“昔阳史记”也就能正式出版了。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陈家骥当了多年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据说，曾身兼70多个职务。他手下有不少能写作的青年高手协助他，现在有了编写提纲和资料，只要照着提纲编写就是了。

有了出版社支持，又有了我的研究室和山西社科院的骨干写作人员承担写作任务，我们的“中国农村40年”编写计划基本可以落实了。但是，为了增加这本书的权威性并保证顺利出版，我最后又约请了农村所陈吉元所长一起担任主编。陈吉元是从社科院经济所里调来农村所的。他原来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农业问题不太熟悉。他担任农村所所长后，因为农业问题是他的弱项感到有压力。我约他一起主编这本书，他很重视。他知道我们这本书是有份量的，而且已有很好的基础，又肯定能出版。我声明：编书的具体工作全由我承担，他可以不用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只要挂名并给大家布置写作任务就行。陈吉元比我年轻，我请他担任首席主编，把他的名字放在三主编的最前面，他也很高兴地同意了。就这样，一言为定。我们三人各得其所，各自优势都能发挥而且互补。我所学到的要素组合理论在此得到了恰当的应用。

从山西回京后，我们的书立即“动工”。不到两个月，初稿就出来了。随后，我们分别在北京、太原两次改稿、统稿、讨论修改补充。最后决定1991年国庆节后由三主编在北京定稿。

为了保证高效率统稿，我们在车公庄市委党校招待所租了四间房子，让负责定稿的几位干将集中住在那里。陈家骥带了他的助手，我也带了所里的几位年轻同志，其中有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半个月后，书稿终于出来了，最后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在市委党校的那半个月，陈院长一直被关在招待所里。我跟他约定，我们可以自由地吃东西，自由地散步，但绝不能会客。开始他不习惯，最后也行了。我答应他，待书稿完成后所里派专车陪他到各处探亲访友。他看在大姐面上，都依了我，硬着头皮干。他当习惯了领导，具体事总有人听他指挥，像这样亲自动手干苦活，也真是不容易了。那半个月，我一直盯在市委党校，披头散发，全力以赴，桌上除了稿纸、资料、剪刀、糨糊，就是各种吃食，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陈吉元所长也常来探望大家，但他忙于所里的工作，只能顺便过来关照。最后，我还是坚持请他终审全书稿，负责把关定稿，首席主编嘛！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必须最后把关，这书是你的。将来图书馆目录卡片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书的作者名字是“陈吉元等”，我们的名字都埋在“等”里了！”

最后，由我起草了一份序言，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编写动因和写作过程如实地加以叙述，各篇章的分工也作了明确的交待。这篇序言，二陈一个字也未改动。全部书稿完成后，由陈吉元所长负责交到所里打印并转交陈宇华社长。历时十年的这本书终于完工了。

1992年，60万字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专著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大家抢着索取这本书。

1996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光明日报》上显赫地公布了它的名字。陈吉元所长高兴地把一张奖状交给我保存。随后吴象、牛若峰等农村问题专家在报刊上写了书评，称赞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们都是农经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不轻易夸奖谁的。

见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书和书评，我感到满足和自豪，历时十年凝结着十几个人心血的这本难产的书，毕竟没有砸在我手上，因此也算是我的一次成功了。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对中国农村几十年的曲折经历总算有了自圆其说地认识和表述，不管别人是否赞同，也算是有了一家之言。李友久的合作化史书最后没有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经费，也不是研究力量不足，以我判断，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他们的观点不彻底，因而不能解释这一段复杂的历史，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说服别人。不反映历史真实，讲不出道理，最后也就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使我更加相信在科学领域里，金钱和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惟一重要的是诚实和智慧。真理是检验历史实践的惟一标准，谁掌握真理，坚持真理，谁就能公正地评价历史、解释历史。在真理前面，一切大人物和小人物都是一律平等的。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一书出版后，参与编写的几位青年研究者刘小京等半真半假地对我提及稿酬问题。这时我才想到真是亏欠他们了，出了这么大的力气，连一分钱稿酬也没有。我只好用计入工作量、算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职称等来安慰他们，并提醒他们，出版社还要出我们别的书，如我们已写成的《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等。聪明的青年们不约而同地笑我傻气，说：“甭提出别的书了，正因为要出别的书，我们的稿费更别指望了。”大家都笑了。因为吃亏在明处，成功和胜利也在明处，大家都明白，这就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的付出总算得到了结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至于在这背后发生的艰难曲折，那只是过程，属于另一个题目，由别人去想去写吧！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艰难困苦中表现了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智慧，在绝望中找到了出路，最终胜利了。我从未指望索取任何具体形式的回报，认为成功就是最大最高的回报。在这前后，我的《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一书也得奖并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选作教材。1989年我的一篇关于土地制度选择的文章还得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出的90年代改革论文奖。我家的老赵讥笑我：“文章不多，还老得奖。”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的书全都是用心血写成的，应当得到奖赏！”

得奖虽然不是我的目的，但那里面的确凝结着我几十年探索的艰辛和苦难。所以，最终得到社会奖赏时，我应当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庆贺。看来，中国人信奉的“善有善报”，还真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