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翻身户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日子顿时好过起来，最重要的是多年来悬在头上的政治压力消散了，我可以和周围的人自由交往了，一种重新复活的激情在心中跳跃。

随着江青一伙的跨台，聂元梓的罪行也进一步深入清算，全国规模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工作逐步开展。以周琳为首的北大新领导班子1978年进校，周的副手是高铁、韦明。他们进入北大声势浩大，震动了校内外。

欢迎周琳、高铁、韦明三人工作组的大会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聪明敏感的北大人立即明白了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各种方式迅速做出反映。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经济系临时工作组。他们在若干天以前就将要求为杨勋平反的大字报草稿装在自己口袋里，待首都体育馆大会后，见形势已经明朗，就立即把这张大字报贴在了小饭厅前面——代表经济系革命群众呼吁为杨勋平反。在此之前，我还收到了周培源先生的一封支持信。

8月5日，在全校揭批聂元梓的大会上，我作为受迫害者代表上台发言控诉聂元梓的滔天罪行。在这次全校大会上，我引用了马克吐温的名言：“最残暴的政权也不能禁止人们喜怒哀乐。”那是我长期想说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管制自己的思想感情，无法决定自己今天想不想事和想什么？我的罪是思想罪，是写在日记本上的心里话，怎么能据以定罪？我的发言在全校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全校大会后，我把那篇发言稿修改后写成一张很长的大字报贴在了现在的三角地，题目是《江青为什么把我关进监狱》。朗润园十公寓的邻居中文系主任张仲纯对我说，那是校园里最叫座的一张大字报。过了几天，韦明同志找我谈话，说他们一下飞机就见到了杨勋写的材料，是王震同志转来的，上面有邓小平的批示：“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还有“杨勋是个好同志”。那份材料是我写给当时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是通过冯兰瑞同志转交胡的，可能胡认为有代表性就又转交给了邓小平。邓因为邓朴方的问题肯定了解聂元梓。我反映聂元梓在校园里贴大字报要翻案，邓当然反感，于是批示：“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

周琳等人来北大的主要任务就是揭批聂元梓，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杨勋、杨炳章的冤案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典型案件。在经济系批判聂元梓的大会上，青年教师智效和根据他的研究发表了《杨勋日记的真相》的长篇报告，引起轰动。有人说：“已经有人研究‘杨勋思想’了。”随后，杨勋成了北大新领导班子的红人和依靠力量。就在那几个月里，我得了北京大学党委、北大经济系总支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后送来的三份平反决定，并以很特别的身份成了经济系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一时间，杨勋像一颗升天的新星，引起不少人关注。80高龄的赵抟先生带着老夫人，爬上十公寓四楼给我送来当年批斗我的传单和材料，还把1966年红卫兵砸烂他瓷像的一包碎片交给我，托我替他申冤。经济系不少受害人来看我，党委有位素不来往的负责人还来我家“闲坐”。他们可能以为杨勋真的要上台掌权了。我成了四人帮倒台后的翻身户、北大文革中最倒霉的名人。可惜，我不是那种善弄权术的人，不会利用那机会使自己“发”起来。当然，我的头脑也不会是空白的，我有自己的愿望和追求，那只能让一些“器重”我的人失望了。

我的形势改善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给经济系的那些受害者平反，给他们落实政策。我最乐于承担这一工作，也是众望所归的责任。我有条件上下联络，那时全校的落实政策工作是韦明同志负责，具体工作是北大党委原组织部部长潘乃穆同志负责。在经济系，大概只用了半年的时间，那些积压十多年的冤案错案就很利索地处理完了，包括在“文革”以前错划的右派和反动学生李法文、孙金山的问题。协助我完成这一工作的，是总支委员丁国香同志，我们配合得很好。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问题上，经济系党总支领导班子并无分歧。我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一件大事，心情格外舒畅，精神振奋，虽然身心劳累，牺牲了自己不少的休息时间。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戏剧性变化的一年，其中，恢复研究生考试，对我家产生了特殊的效应。杨炳章参加了第一届研究生考试，被北大外国哲学所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一些在文革中受聂元梓迫害被发配到外地的大学生也纷纷报考研究生，考到了北大。大家自然喜笑颜开，感到重见天日。这年春天，赵蔚从河南当兵回京，见到舅舅叔叔们考研成功也很动心。他也想尝尝考试的味道，就花五毛钱和两张相片报名去北大图书馆考场考研。他报了中文系新闻专业，因为基础差又没有任何准备，只考了50分，虽未被录取，却增强了他的自信。有了初次的锻炼，第二年终于考取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研究生。

那两年，家里一无所有，没有床，没有桌子，还用从鲤鱼洲带回来的一个木箱子养着杨炳章的儿子杨上上。我们用学校发的床板架起了写字台，用全家仅有的两百多元（杨炳章30元，赵108元，杨78元）工资维持着全家6口人的生活，主要是较好的伙食，集中力量保证杨炳章、赵蔚考研究生。杨炳章英语好，报考了外国哲学，赵蔚英语基础差，报考了英语录取分数最低（50分）的国际共运党史专业。由于舅舅突击辅导，赵蔚的英语考试总算通过了。那时各家都忙着打制家具，我们却除了鲤鱼洲带来的几块床板一无所有，只把学校发给各家各户搭“防震棚”的木料打了一个书架。有一次，一位查电表的工人师傅看到我家贫困的样子，问我们的工资有没有40元，我只笑不答，也没有感到贫穷得不可忍耐。由于人口多我们的伙食费经常不够用，就每月从106号邻居黄子通太太——周阿婆那里借二十至三十元，也不觉得难堪，相信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忍受的。

由于邓小平上台，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全国大环境改观，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我对困难生活也早已习惯。根据老经验，总认为困难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希望。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