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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农村改革

2014-08-22 01:04

摘要: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天折。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天折。

一、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天折。

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县委书记曾这样说道:“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农民们追求了几十年,光是生产队的评分方法,就先后变换过400多种,但在人民公社为体制下,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0年代初期,农民们就想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搞了三次,三次都被当做资本主义批判下去了,许多干部为此受到无情打击。1978年这一次又搞了,而月搞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归根到底,靠的是邓小平的启发和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

  农业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千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随着会议对“两个凡是”禁区的突破,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二与会代表对我国农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很多人在会上对这两个农业文件表示不满,认为文件既没有实事求是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又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的问题。在与会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一这两个文件作了较人的修改,特别是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改写,最后提出了发展农村一生产力的25条措施。虽然在会议原则通过的文件中也还沿用了一些“左”的传统提法,作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如禁止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等等,但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对一今后回去应该怎么做心里是有底的。何况文件还规定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道:“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酉,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儿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讲话为正在起步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确实是这样: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巨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他这样动情地说过,我们太穷了,太落后。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竞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也是中国农村进行改革较旱的省份之一。这个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农业大省,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农民的生活也很穷困。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结合本省的实际,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当时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一些非议。

1978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

   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3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多农民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这番话对当时深感有思想压力的省委领导来说如释重负。同年8月,他又一次谈到四川农村的情况,他肯定四川农业的发展是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二、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

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它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白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所有在一个县、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大队也要根据大队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小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怎样提高华位面积产景,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而、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上树立起来的一画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是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心有余悸,尽管对人寨的做法不赞成,但有话也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一些言不由衷衷的假话,准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细心的人也不难看出,后来在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已经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三、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

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落实个会的精神和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四川比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农民实行了“五定奖”;特别是安徽,迈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巧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同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立即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有些地方由于拿不定主意,由此影响了春耕。

3月30日,《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这封信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指示省农委写的,来信指出,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人民日报》同样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往意改正。同时提出,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当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上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个月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这年的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寰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下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干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而且年初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的“包产到户”,年底有了硕果,远村近邻纷纷仿效,到1980年,凤阳、肥西几乎全县,以及邻近的不少县,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国不少省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力,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情况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还是发展集体经济。“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认为: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率先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安徽凤阳县,丰收后的农民踊跃向国家交售公粮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根据这个精神,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认为,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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