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改革：迟福林回忆我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SARS（注1）危机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遇到的一次突发性公共事件。它反映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偏差，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欠账太多。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应加快政府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口述者：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3年，我和我所在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注2）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建议。后来中改院又相继提出“政府转型”的理念与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逐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被决策者所采纳。有媒体报道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客观地讲，中改院在政府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与政府转型等重大课题。SARS危机暴露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很多薄弱环节。2003年4月29日，泰国曼谷举行了“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说：“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特别是中国人口多、流动大，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但目前非典型肺炎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当时，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性的突发事件，牵动全局、影响全局。举例来说，由于信息的瞒报漏报现象，加上市场投机行为的推波助澜，SARS危机时出现了醋、板蓝根等商品的疯狂抢购事件，甚至一瓶醋可卖到五六十元！当时，我国的“非典”疫情主要发生在城市，如果是发生在农村，鉴于当时农村医疗的状况，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SARS危机反映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偏差，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欠账太多，政府改革的压力、传媒改革的压力、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社会改革的压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全面增强，改革的一些矛盾问题也渐渐凸显出来。

2003年7月1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改革形势季度分析会”

2003年7月12日，中改院在北京举行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有的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政府不搞经济建设，怎么叫政府呢？政府就是经济建设的主体。我记得在这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省会城市给处级以上干部讲课。讲完之后市长就把我留下了，对我说：“迟福林，如果政府不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还叫政府吗？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呢？”我说，第一，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政府不要搞经济建设，而是强调政府只是经济建设环境的创造者、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第二，我们“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思路需要转变。所谓“政府主导型模式”，我概括为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以批土地为主要手段、以各种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忽略社会建设为前提。我认为，要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是加快政府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003年11月29日至3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

2004年7月，中改院连续在北京举办了“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中国改革形势分析会”、“以人为本，改革为民——2004年上半年中国改革形势分析会”等几次研讨会。200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改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第5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通过这些研讨，我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观点。

那年，温总理组织部分经济学家座谈。在座谈会上我又提出了政府转型的问题，提出政府要担当起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2004年底，全社会形成了政府转型的共识。有一次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提出了“政府转型的5个任务”：第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实现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高度关注实践中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第二，要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时的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总体上说，还是一个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第三，要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会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我曾经说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在做直播。那么面对“非典”这场危机，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开设专门频道，一天24小时全面、现场、细致、实时直播宣传疫病防治知识，通报全国各地的“非典”疫情，让全体中国人能够迅速掌握、了解“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做好疾病预防和治疗工作，以防出现因为信息闭塞导致的疾病进一步失控和无谓的恐慌？第四，要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第五，要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当时那种行政体制下，不仅某些经济事务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务。

建言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

从2004年开始，中改院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提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观点和建议。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些主张？当时我们去实地调研，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我很震惊。我举个例子，2003年7月1日，我带院里的研究人员到海南儋州做农村土地问题调查。看到一家黎族，三口人，妻子生病卧床，儿子痴呆不能劳动，老头一条腿残疾。为了生活，老头把犁耙绑在残肢上，就靠一条腿赶牛犁地。老人到乡里申请救济补助，3个月只申请下来5元。我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老百姓没有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说不过去啊。老实说，我是很心酸和愧疚的。

2006年，我在西北甘肃调查，了解到一个情况，某地一个村子里有个村民公约：如果某家的病人医疗费超过2万元，就约定主动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因为2万元是他们借遍所有农户亲戚的极限。如果还继续医治，最终不仅可能救不活病人，还会使4、5户家庭同时陷入贫困！我当时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去以后，我在相关研讨会上几次提到这两个案例。我想，搞改革的大目标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建立底线公平的基础制度。

因此，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我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当时高层特别重视。3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件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尽管城市和农村的保障还有不小差距，但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就等于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作为学者，参与中央决策讨论时，责任是沉甸甸的。我只能尽我所能，从了解到的基层情况中，把有价值的信息、情况及时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我相信这对中央决策还是可能产生影响的。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因此，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顺应历史、抓住趋势、提出建议，并且设法推进。一个改革研究者决不能计较自身的得失，必须发挥改革谏言者的历史作用，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①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别称“非典”。

②　本文以下简称中改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