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事件”始末

李禹兴/文（时任《工人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后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批评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的环境——这对马文来说是题外话，对“马丁事件”来说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的一段岁月。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出现过一朵不大不小但留下历史印记的浪花——“马丁事件”。它折射出的方方面面，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值得记取的现实意义。

所谓“马丁事件”，是由《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的“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下称马文）。“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此文的，是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社会之声”是《工人日报》的评论理论专版，以“求实，求新，适当求高”为办刊宗旨。此前和此后，这个栏目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针对现实的评论理论文章，引起新闻界、理论界的关注。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列举一下马文提出的“十大转变”。这就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转向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形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马丁的文章全文约8000字。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作者的一篇普通文章，先是由于一家外电的歪曲报道，继而国内一些媒体以讹传讹，公开报道和“内参”报告紧密跟进，惊动中央高层多位领导作出批示，最后由中宣部出面组织理论界、经济界专家座谈会，才对该文作出正确评价，澄清误传，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整个过程从1985年11月2日马文发表到1986年4月底风波平息，前后历时半年，被称为“马丁事件”。

吹皱一池春水

马文一发表，《工人日报》编辑部就接到朝日新闻社、美联社等媒体的电话，询问作者的情况及文章刊出背景。我们都据实回答：作者是一名大学普通教师，本报刊登马文并无任何背景。之后，《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先后转发了这篇文章。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了约800字的电讯，提出：“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像这样断章取义的报道还有几处。

这条电讯发出后，《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很快据之报道。《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消息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成果”；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无中生有地说，刊登马文，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被抹黑的雪球越滚越大。如果以上只是对马文的报道的话（尽管是歪曲的），12月19日，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发表了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对马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马文认为《资本论》已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社论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而《读卖新闻》则是根据始作俑者日本时事通讯社12月11日的歪曲性报道。

为了证明日本时事通讯社是怎么断章取义、无中生有作出报道的，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马文中的有关段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朽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地运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仅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马文中没有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的意思；恰恰相反，马文对《资本论》作出了高度评价。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这些在20多年之前提出的论断，正好与邓小平理论、与此后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吻合。

国内一些媒体以讹传讹

《中报》为了使它的那篇社论在中国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文开始“出口转内销”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稍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也予以转发。事情越闹越大。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一种级别更高的、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样，马文以及对其的歪曲性报道，就呈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案头。

3月4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公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也摘要转载了《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从而使文章影响越来越大。

遗憾的是，不论是内刊还是公开出版的报刊，在转载纽约《中报》文章时，都没有核对一下马丁的原文，而且增加了带有倾向性的标题或字眼。比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标题是“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中报》社论中，根本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一说，只是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烛照下，现代西方的马克思学派的理论有了强大的发展”；并且，恰恰是《中报》，说“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普遍的或恒久的‘有效性’”，鼓吹今天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学术，“必须在‘纵’的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作系统化研究”，“必须在‘横’的方面结合正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依靠经济理论的指引，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

《经济参考报》在转载时，把《中报》指责马丁文章说的“该论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今日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有效性’”一句，改为“中国大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论》...”；把马丁个人的观点扩大为“有些经济学家”，从而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倾向性意见了。这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张冠李戴的做法，在当年的形势下，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意在提醒有关领导，经济理论界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了。

更有甚者，3月20日出版的《文摘报》在转载马文时，竟给马丁署上了“外国学者”的头衔，说：“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已在十个领域发生了变化”。文章还把马丁原文的第一个转变（即第一个小标题）“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改为“在《资本论》中无法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这样，就把马文中的十大转变“摘”成了十一大转变。

内参频上送，中央高层关注

通过海内外媒体广泛的传播，各种内参不断上送，被扭曲了的马文自然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

在1986年2月召开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了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在反映马文的《国内动态详情》上批示：“启立同志（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

2月2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批示：“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弦外之意耐人寻味。

至此，“马文冲击波”似有不断扩大之势。但是，事态没有进一步升级。这要归因于另一个渠道给中央送材料的秦柳方。

秦柳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20世纪40年代，他就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进入80年代，他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986年2月，他给中央写了报告，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附在后面，其中就有马丁的这篇文章。秦正是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收集到马文的。

秦柳方的报告打印后，分送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等人。3月1日，胡乔木把这个材料报送给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3月3日，赵紫阳对秦柳方的报告做了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胡耀邦还要求中宣部邀请经济界和理论界一些同志，专门就马丁文章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弄清事实，得出正确结论。

由于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干预，马丁文章在高层的震动就此终结。

有关报刊要求澄清事实

因马文牵扯进这场“风波”的国内新闻媒体分两类情况：一类是首先发表马文的《工人日报》，和忠实转载原文的《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一类是没有核对原文，而是据纽约《中报》的歪曲报道以讹传讹转载的《国内动态清样》和《经济参考报》（后两家又都是新华社所属的出版物）。当时正是大反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此伏彼起之际，这就使前三家报刊感到很大的压力。《工人日报》坚信马文无错，白纸黑字，没有《资本论》“失去有效性”的字眼，没有否定《资本论》，又何来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则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作出纠正。

为此，《北京周报》两次致函新华社，3月13日，又给中宣部外宣局（《北京周报》由外宣局主管）呈上报告，要求新华社就此作出说明。报告说：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刊登在《清样》上，而且此件已转发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给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留下错误印象。

《北京周报》的报告还说，“《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之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报道还说，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日本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刊载的马文的内容，充当反共反华的宣传工具，希望《北京周报》要求《朝日新闻》作出处理。”

3月14日，主管《新华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给中宣部写了报告，报告说：

一、马丁的“当代我们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中列举的十个方面的转变，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和发展趋势的概括，和实际情况是基本符合的。马文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中肯的，并不存在如纽约《中报》所批评的这类问题。

二、《中报》对马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指责马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有效性”；二是指责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

报告说：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文中根本没有《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话。而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与《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丁对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1.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2.但它有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3.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借鉴的态度。原文中根本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这种说法，《中报》的批评越出了马文的范围。《中报》只用了“据报道”三字就据之发表议论，进行批评和指责，而新华社摘发时在编者按中却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显然是失实了。

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3月21日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第624期），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的报道予以纠正。

中宣部开会，风波平息

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有关的报道既然已引起中央高层重视和批示，自然应该有一个澄清和交代；而且，胡耀邦、薄一波都明确要求中宣部邀请经济界和理论界，专门就马丁文章召开一次座谈会，以弄清事实，得出正确结论。3月19日，中宣部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理论界、经济界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中宣部主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王惠德受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委托，主持会议。会上，印发了《工人日报》发表的马丁文章的全文，以及海内外媒体刊登的有关消息、评论。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于光远、董辅礽、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等。有关新闻媒体的代表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新华文摘》由其主管）、《北京周报》代理总编辑汪永芬。我（时任《工人日报》评论理部主任）也应邀参加。与会者共30多人。

于光远在会上首先发言，认为马文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学研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变化，是一篇好文章。他并指着我说，你和《工人日报》在这件事上不但没有什么错，相反是有功的；《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新华社两份内参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曾彦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在发言中说，马文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新华文摘》应该转载，如果这样的好文章不转载，《新华文摘》就可以不办了。董辅礽、冯兰瑞、苏星、王若水等人在发言中也一致同意马文的观点，认为是一篇好文章，并对歪曲报道、以讹传讹提出了批评。

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对未认真核对做了自我批评。不过，他着重谈了自己对马文的看法，在肯定马文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一，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二，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后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三，“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四，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喻权域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他在发言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受到进一步质疑与批评。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重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建议，中宣部应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意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王惠德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呼吁宽松舆论环境

3月25日，即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议上，不少人又谈及“马丁事件”。

于光远说，这次“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

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霉”。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的要塞？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上海《社会报》发表题为“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刊》《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但多半并不是评论马丁文章本身，而是“马丁事件”引发的呼吁，诸如批评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的环境——这对马丁文章来说，是题外话；对“马丁事件”来说，却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重提这一事件，是因为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记取。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主要有两点：

其一，要坚持实事求是。

马文之所以酿成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在于海内外少数媒体从业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不禁令人想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话。实事求是，我们党喊了几十年，早在延安时期，就由毛主席题写在中央党校的大门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马丁事件”时也已经七年，但真是“知易行难”。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几乎每一件都是由不实事求是引发的，都是由歪曲事物本来面貌、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手法铸成的。“马丁事件”前期之所以形成风波，正是由于某些人不实事求是；而之所以没有形成更大的风波，也正是由于中央领导人的正确干预、专家学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马文作出分析评论的结果。谁也不敢说，今天和今后就会杜绝类似的事件，因此，实事求是的警钟要长鸣。

其二，要坚持解放思想。

马丁在文章中概括出的“当代我国经济研究的十大转变”（尽管可以说概括得不全面、欠准确，但毕竟不少转变是确实发生了，至少显示了端倪），是在党的解放思想的旗帜下，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马丁之所以能总结和概括出“十大转变”，同样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海内外某些媒体对马文作出歪曲报道，以讹传讹，不排除其中有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的个别者；更多的则是囿于“本本主义”、固步自封的理论体系，思想不解放。他们言必称希腊，事必找马列，惯于在本本中寻章摘句，与他们看到的新观点、新文章、新提法两相对照；如果发现有“越雷池”之处，便大呼“离经叛道”“反马列”，便批评、写内参，惊呼为“新动向”，甚至扣上“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不能说这种倾向今天就绝迹了。解放思想无止境，我们事业的每一步前进、每一次胜利，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解放思想的阵鼓要长擂。（作者注：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徐庆全《“马丁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文，特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