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

《经济研究》，既与它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地位相关，也有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本1955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8年复 刊的杂志，进入改革时代，经历了鲜为人知的转型过程，到1980年代中 期，成为探索改革开放的学术平台，领风气之先。

在刚刚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大单位里， 一本杂志的地位有些尴尬：不是一线研究室，却是风向标；权力不大， 责任很大；既被“轻视”，又是众矢之的。和那个时代的杂志一样， 《经济研究》编辑查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极 其认真，连标点都不错。语录用黑体字标出，作者大量引用，文字层层 保护，论据多从黑体字里摘出。“文革”前，于光远曾称赞《经济研 究》的引文“绝对准确”。

转型开始

唐宗焜是1983年第7期至1989年第1期《经济研究》的常务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的杂志主编都挂所长名，实际负责人叫常务副主 编。刚接手《经济研究》，他就听说，如果不把某位领导的文章放在头 条，那位领导就会说：“下期再发吧！ ”此时的唐宗焜尚不知水的深 浅，打的主意是，既然让我干，就要按我的来，换个样子。他悄悄搞起 刊物改革，想促进理论研究转轨和体制改革进程。

在编辑部召开的通讯员会议上和走访所内外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 经济部门的一些作者时，都听到他们对《经济研究》的批评：有些文章 让人“难读、难懂、难受”、“有人名气很大，文章空洞无物”、“理 论要指导实践，要有能‘开窍’的文章”。1983年底，唐宗焜在《〈经 济研究〉1983年工作总结》中做了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他决心启动《经济研究》的转型。

1984年第1期，唐宗焜以一篇“编者按”亮明打算：“经济体制改 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 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人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 任务。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 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整个1984年，《经济 研究》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 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经济研究》过 去依赖相对固定的一批中老年经济学家，而唐宗焜把目光投向了青年和 新人。这年9月，编辑乔桐封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会，从 莫干山一回京，唐宗焜就向她了解情况，并且大力推出新人。1984年， 有78位作者是头一次在《经济研究》发文，和老作者的比例为41:59。如 1984年第10期，发表了研究生蔡重直主张开放金融市场和楼继伟、周小 川探索价格体系改革的论文。这在《经济研究》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实践，唐宗焜向所里提交了一份汇报提纲—— 《关于〈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它强调百家争鸣， “要为不同观点特别是一时还居于少数地位的观点提供发表机会。提倡 自由切实的讨论，批评与反批评都要坚持平等态度、以理服人，反对强 加于人。”要加强对国外经济问题的探讨，开展对国外经济理论的评 论。在文章风格上应提倡百花齐放，在版面上力求生动活泼。除原有的 “经济调查”、“书评”、“综述”、“短论”、“经济工作研究”专 栏外，今年又新辟了 “文评”、“经济体制改革实例研究”等栏，第二 年还可逐步开辟“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国外经济理论述评”、“研 究生毕业论文选摘”、“经济杂谈”、“经济随笔”、“回忆录”等 栏，有条件时还可辟“经济难题招标”专栏。

转型不止于此。针对编辑部自身，唐宗焜提出《经济研究》编辑队 伍也存在着年龄老化、知识老化和专业单一化的严重缺陷。“9名编辑 人员毕业于50年代，3名毕业于60年代（其中2名“文革”前，1名“文 革”期间），2名自学成才，只有1名是1982年毕业的。50年代、60年代 大学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育，受苏联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 而且缺乏高等数学和外语的训练。同时，现有15名编辑人员所受的专业教育，除了 1名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2名自学的以外，几乎都是政治经济 学专业的。”这成为制约《经济研究》开创新局面的主观因素。急需补 充年青的知识面较广的大学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

这份意见书得到所分党组和编委会的认可后，就成为唐宗焜实施刊 物转型的总纲。既放手干，就要准备承担政治风险；大胆用稿，又争取 不授人以柄。

马丁事件

进入1985年，谁都看到了《经济研究》的突破和新局面。这年， 一共发表了40篇年轻作者的文章，占22%。比如王小强等《把西藏经济 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 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改革：我 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等等。有些没订杂志的读者来买刊物，有的还 自己打印体改所报告。唐宗焜想和青年交朋友，他让乔桐封找些人来聊 聊。那天来了十几位，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海阔天空。编辑部一点财权 都没有，唐宗焜拿自己的咖啡招待他们。发王小强文章前，唐宗焜也请 他来，听他讲西藏之行。那天王小强有些激动。一面是求贤若渴的唐 宗焜，一面是需要平台的青年。据传，《红旗》杂志编辑部也察觉：

“《经济研究》变了。”所谓“变”，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唐宗焜没问 过。

唐宗焜是上海人，1933年生，1957年从北大毕业和同班同学赵人伟 一起分到经济所进《经济研究》当编辑。1957年5月19日北大第一张大 字报贴出来时，于光远正在大饭厅上团课。当时传说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大家发愁出路，挽留于光远攀谈到深夜。唐宗焜说：“别 的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反复讲自己是革命的阿Q主义，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和挫折，都能找到可干的事。”

早就听说：《经济研究》只要唐宗焜看了，就没错字。而他用的 无非是苦功，累得不行时，就躺在床上看校样。为了开拓稿源，他还想 出了一个“笨办法”。1985年8月，向全国高校财经院系征集经济类应 届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得到了广泛支持。随后，整个编辑部像觅宝- 样，一本本看，工作得极其努力。乔桐封说：“累得都快吐血了。”发 现有价值的文章，就商请作者浓缩、修改，在杂志上发表。与此同时， 编辑出版了1985、1986、1987年《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这样一 来，《经济研究》在年轻人中的局面完全打开了。

思想理论界风浪不断。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署 名马丁的文章《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2,经过外国媒体报道 再转回国内\以讹传讹，被说成是“高层次精神污染”、“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秦柳方1报告胡乔木 一份《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开篇是：“近年，一些理论工作者对马 克思主义产生怀疑、非难，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书记处作了讨论， 耀邦同志也作了指示，但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混乱 现象。”

接下来，他列举了报刊上的“自由化”观点。2摘抄如下：

(1)主张价格改革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让 农民进城，压低工资水平。1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并作为第一篇重要文章刊出。…… 报告主张市场机制要在经济系统运行中起重要作用……报告对社会主义 的就业、社会福利制度全盘加以否定，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要学习西 方的办法，实行失业保险，“让农民进城”……报告说：“占就业人口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年……愿意冒失业风险，自主选择职业”……报告 主张建立资金市场，金融改革“实行双轨制”，“扶持民间信贷的发展”

(2)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股份化”。1985年春，有几位 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政策体系”的报告，在报告中首先提出我国全民所 有制国营企业，应当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实行“股份化”，“让职工 购买股票……” “其实这种观点是羞羞答答地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 的合股公司来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

(3)主张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产交给经营者，并分享经营资产的利润，难道 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

(4)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

(5)“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为 特征的新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学派异军突起”……文章的中心目的，是 要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不 灵了……

(6)认为“经济学缺乏新概念”。《经济学周报》1986年2月2日 第5版所载《略议经济学概念的建设问题》一文……贬低现有政治经济 学教材……还危言耸听地说：“在改革中我们常常失误，跟我们缺乏健全的新理论有关。”……在此文作者看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陈 旧的概念，只有搬用西方经济学说，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阐述经济理 论，开药方，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不致失误。

(7)全盘否定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指示。前年，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写的一份研究 报告，对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的重要指示，全盘加以否定。

秦柳方的建议如下：

“中央宣传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加强对报刊的 思想领导，促使他们端正宣传报道的方针……防止理论宣传上的自由化 倾向。”

“经济体制改革有关领导部门，对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注意计 划经济，不顾国情，照搬西方学说，照搬西方国家的政策措施，轻易开 出的药方，在决策时要采取清醒的、慎重的态度，以免改革工作发生失 误。”

“有些以青年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研究所，应当充实力量，实行老、中、青相结合，加强领导……”

在上报的材料中，秦柳方还附了若干文章，包括马丁的文章。胡乔 木将材料呈送给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1986年3月3日国务院领导批示： “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3 月5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同意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因此，“马丁事件”没有掀起大浪来。人们已经厌烦透了这类举动。于光远呼吁理论 界点名批评；董辅扔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谎报理论界‘军 情’，又不愿将不同意见写成文章公开讨论的人进行批评帮助”。

所列第一条错误就是《经济研究》1985年第11期发表的体改所的研 究报告，唐宗焜决心回应。他写了篇尖锐长文\字字琢磨，不想牵连编 辑部和经济所，以个人名义发表。他也对个别编辑透露自己日后可能的 政治风险，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批判我，那我还有发言权，不怕”； “二是极而言之像‘文革’那样，不分青红皂白把你一棍子打下去再 说，根本不让你申辩。这样‘文革’卷土重来，中国就完了，我个人还 算得了什么呢？ ”

他写道：

“有个别同志……在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发现了一片‘混乱现 象’，失魂落魄似的打小报告，谎报军情，主张对经济理论界的‘自由 化倾向’严加控制。……任何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都 不能不关注这样的同志究竟想把我们控制到哪里去。”

“有人竟以为可以不必以理服人，而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要在理 论观点上充当裁判……”该信所举的“自由化倾向”或“混乱现象”， “无非是说有人主张市场机制要在经济系统运行中起重要作用，要建立 资金市场和劳动市场，实行自主选择职业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主张价格改革步伐可以更大一些，或者主张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何罪之有？据说这就犯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计划经济的弥天大罪……”

针对告状信中要对青年人加强控制的言论，他说，“千万不能有意无意地去挫伤他们理论研究的锐气。”文章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5 期一刊出，一位学长托人带便条：“宗焜：我和这里一些同志读了您的 大作，十分赞赏，的确代表了您们刊物的水平，特表示祝贺。” 一位社 科院研究生院同学来信：“接连而至的马丁事件和秦XX小报告，在我 们青年学生中弓丨起了一阵惶恐……难道经济学界刚从徘徊中走出，又要 再一次被禁锢？ ！真是万幸，顶住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谢谢您，谢 谢《经济研究》。”还有一封来信称该文“淋漓尽致” ’碰巧，这天， 同事在楼梯上碰到唐宗焜，脱口而出：“你的文章淋滴但尚未尽致。” 他品出了该文留有余地的味道。

这一时，人们得知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讲宽厚、宽容和宽松，受到很 大鼓舞。 然而就在8月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参加的一 个会议上，当经济片各所汇报完学术动态后，有一位领导专就唐宗焜的 文章说了一番话，提出警告。唐宗焜确实要为自己的批评付代价了。

转型成功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的《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包产到户 八年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是一篇相当尖锐、直面现实、很有 深度的文章，要发在1987年第1期上。已经排了清样，又碰上政治形势 的敏感时刻\为了保护刊物和作者发言权，唐宗焜征求意见，是照发还 是缓发。主要执笔人周其仁很有信心：“谁要批就得在同一层次上批， 没有调查的人没法批。”照发不误。当有人惊讶：“你们现在还敢发这 样的文章啊？ ”唐宗焜答：“我们有把握。”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 题的通知》下达。在经济所分党组生活会上，唐宗焜的文章成了问题。 所长董辅扔把责任揽过去：“如果有什么责任，首先是所长的负责。” 唐宗焜激动了，“我编《经济研究》没别的企求，只是想把自己当成 一块砖，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 “我要当这么 块砖还不行吗？ ！ ”两三年后，这笔账又被翻出来当成整人的棍子。唐 宗焜一直耿耿于怀，竟没人来跟他当面讲这篇文章究竟“错”在哪里。 他说：我提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明确，就是，中国不改革有没有出路？没 有。不探索能不能改革？不能。所以，反对探索，实质就是反对改革。

《经济研究》编辑部开过两个会，一是1985年的经济机制理论讨论 会，再是1988年的宏观经济基本理论讨论会。标志着《经济研究》内容 转型的两个阶段：先是从理论脱离实际转到注重实际经济过程及其机制 研究；继而，由注重对策研究上升到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董辅扔所长很高兴，因为常听到外界对《经济研究》的好评：“比  

别的刊物不是高一点，高一截。” “过去阅览室里的《经济研究》布 满灰尘，现在大家抢着看，都揉烂了。”唐宗焜反而给老董泼冷水：

“《经济研究》上去很难，下来很容易。”确实，他“如履薄冰”，既 准备承担政治风险，更怕落后于改革发展的需要。

顺便一提，《经济研究》1985年定价：0.45元，稿费18元/千字； 1987年提高到20元/千字，印数约56000本。

附记

2009年端午节前听唐宗焜先生回顾这段岁月。对于编辑部同仁 辛勤工作、合作理解对刊物转型的贡献，他心怀感激。这是个追求完 美、严谨到极致的人。夏天，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还系得严整。瘦弱 的身躯里洋溢着方刚血气。我的眼前老浮现他谈话间时而深情、时而 激愤的样子，后悔忘记对他说：亏得你有《经济研究》，亏得《经济 研究》有你。唐宗焜这一生最有价值的事业是启动了《经济研究》转 型。不鸣则巳，一鸣惊人。这鸣叫，鸣放，是借了《经济研究》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