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十年 ：辉煌亘古未见？

　　数算胡温十年的执政业绩，其中最有底气、最值得炫耀的应该就是“三农”领域的成就了。有人用“三农”的黄金十年来概括，甚至不吝以“亘古未见”这样的顶级赞誉。的确，在2004年以前，尤其是2000年以前，因分税制造成的基层财政亏空，地方政府不得不靠苛捐杂税压榨农民，农民叫苦不迭。以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疾呼为代表，“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难题。现在农民上访多是为土地拆迁，那时则多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那几年，粮食生产不断下滑，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连年缓滞而负担沉重，农民进城务工壁垒森严且工资多年不涨，“三农”问题大有积重难返之势。

　　2004年，“三农”问题出现重大转机，中央政府启动了减免农业税的历史性举措，原计划用5年时间全部免除，但当年就有财政条件较好的地方全部免除，其后用了3年时间，全国免除了存在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此后中国全面转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时期。

　　数成绩，备感骄傲

　　从2004到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出了“三农”领域应该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

　　得益于农业补贴制度和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惠农助农政策，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八连快”。据统计，2004年～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的增幅超过6%，年均递增8.6%；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4亿斤，增长到2011年的11424亿斤，8年总增幅为32.6%，2007年～2011年连续五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算上2012年的冬小麦产量继续增收，我国粮食生产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九连增”。

　　2003年至2011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622元提高到6977元，增加了4300多元，平均每年增加54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7.9%。

　　总结“三农”领域的十年发展，我们可以概括出很多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则得益于八个方面政策的全面实施。

　　第一项政策，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同时取消4项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畜禽屠宰税。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

　　第二项政策，农业补贴。2004年，中央出台了3项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对农民购买良种进行补贴，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后来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又出台了第四项补贴政策，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综合补贴。2004年，中央下决心把粮食风险基金的一半拿出来，用于给农民发放直接补贴，分三年时间，将151亿元补贴给农民。以后，每年再逐步提高补贴的标准。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支出已经超过1400亿元，这些钱都是直接发到农民手中的。

　　第三项政策，完全放开粮食市场的流通，同时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即如果粮食上市时市场价格低于政府公布的价格，国家的粮食储备部门就要以不低于政府公布的最低价收购粮食。这样，收购到一定程度，市场流通的粮食减少，市场价格就会提高，国家再停止收购。

　　第四项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投入。2004年～2011年，全国解决了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扩大有效灌溉面积7000万亩，新增农村沼气用户3000万户，新建改建了约270万公里农村公路，全国97%的乡镇和84%的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路，改造农村危房460万户，农村电网改造、降低电价惠及广大农民。

　　第五项政策，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目前，农村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不仅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教科书都由政府免费提供。

　　第六项政策，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农民自己交60元，政府补240元，农民的医疗保险每年就可达到300元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加入“新农合”的农民住院的各项费用报销比例可以达到75%。国务院规定，最高报销额不能低于当地农民上年人均年收入的8倍。同时，明确规定，最高报销额最低不能低于6万元。

　　第七项政策，在农村建立全面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从2007年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有5300万左右的农民纳入到这个体系，每人每月实际发放86元。

　　第八项政策，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09年开始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年覆盖率达到15%，2010年覆盖率已经达到30%，今年底要实现全面覆盖。

　　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逐步织就了全国亿万农民“上学不缴费、看病能报销，生活有医保，养老也放心，买家电农机国家还给补贴”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政策保障网。

　　亮问题，几多揪心

　　成绩要说够，问题要说透，农村取得的这些成就固然可喜，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前述政策的实施，无外乎给农民减负和增加财政投入两种，其实说到底都是国库资金的投入，而十年前甚至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凋敝、农民悲苦的现状，同样跟财政有关。农村的兴衰，跟执政者是剥夺农民还是补贴农民密切相关，而这些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农民基本上是缺席的。

　　在振兴农业，帮助农民增收方面，没有钱当然不行，但除了钱，农村和农民还缺什么？毫无疑问，农民最缺的是权利，他们没有对土地的支配权，没有对县乡两级公共事务的发言权，也没有自由进出城市的迁徙自由权。这些权利的缺失，使得“三农”事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埋下了众多隐患，而这些隐患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也威胁着基层政权的稳定，如果不尽快解决，农村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便存在着丧失的危险。盘点“三农”问题的隐忧，起码还有以下几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农民享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这是一切土地改革和基层改革的起点。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合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反抗各种特权集团侵犯的根本保障。而现实中的基层政府出于政绩、土地财政、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的考虑，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利用土地限价、强征强拆等种种手段，从农民手里抢地，造成了层出不穷的征地悲剧。未来的农村改革，要朝着废除现有土地征收制度的方向努力，一切征收、征用、买卖农地的行为，必须征得农民的完全同意，不能以任何借口（包括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征、强占农民土地。

　　农民的自由迁徙权。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不平等制度的存在，农民在就业、进城、社保福利、教育等众多民生领域都无法得到平等对待。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受到极大限制。其实，近些年的农村繁荣，跟飘荡于城乡两端的农民工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在城里工作，但把大部分钱花在农村，把青春奉献给工厂，却无法在城里落脚，成为无处栖身的一代人。未来十几年，农民工能否享有市民待遇，我们能不能通过创造各种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城市，不仅仅关系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

　　农民的基层自治权。随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农村可支配资源的增多，农民对基层事务的参与愿望逐年增加，基层民主的作用日益凸显。但这些年村委会选举的现状不容乐观，贿选、操纵选举、选举走形式等问题严重。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如果选举还限制在村一级，乡镇长和区县长选举不动的话，村里的两委矛盾以及上下级矛盾就无法解决。基层民主自治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就不奇怪。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民生投入的增加，很大比重是来自卖地的收入。而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知道，农村劳动力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居多，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妇女、儿童随青壮年劳动力一并进城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加，农村的老年化、空心化更加严重，而以返乡务工青年、返乡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才应该是未来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未来我们怎样吸引这些人扎根农村，仍是一个长期课题。

　　展望未来，我们能否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推向深入，其实跟上述几个根本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本文引用了魏延安、陈锡文、李昌平等学者的文章，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