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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年:内地烙印

2012-11-15 14:41 财经文摘

摘要:今年9月初,经过数月的抗议活动后,刚上任不久的第四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强迫学校在他的5年任期内,开设其之前试图于2015年前在所有学校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计划。这份计划被批评人士指责为,是对学生进行“洗脑”,要求他们“爱党”。

今年9月初,经过数月的抗议活动后,刚上任不久的第四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强迫学校在他的5年任期内,开设其之前试图于2015年前在所有学校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计划。这份计划被批评人士指责为,是对学生进行“洗脑”,要求他们“爱党”。

事实上,自2002年年初,积累了北京忠实支持者的首届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董建华再度当选以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76月,《财富》登出题为《哎呀,香港根本死不了》的文章,坦率承认自己在12年前的预测有误,认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会持续繁荣”。

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次席,连续两年以满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更连续18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然而此番抗议,却是香港回归15年来隐藏的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缩影,各种悬而未决的深层次矛盾,促使了港人对内地的思想入侵的抵制与抗拒,香港特首梁振英或将面临日趋两极分化的立法机构和更加激进的反对派。然而,未来香港的“内地烙印”或将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深。

被内地人改变的香港

从最初的赴港购物到如今的投资移民和置业消费,从最初的敞开怀抱到排斥和推挤,十年来,一波又一波的赴港潮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香港,也改变着香港人对待内地人的情感和心态。香港与内地经济逐渐走向融合,香港开始植入越来越多的内地元素。

2003年春季,由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香港各方面都大受打击。同年年中,特区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立法时,因处理失当,成为市民对特区政府施政不满的导火线,引发香港七一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只好暂时搁置立法。

中央政府随后对香港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如落实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推行“港澳个人游”,并落实兴建港珠澳大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从而期望减少香港市民的不满。特区政府开始制定人口政策吸引专才移民和投资移民,以提升人口质素。2004年七八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通胀,正式走出持续了68个月的通缩期。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出口增长明显放缓,内部需求萎缩,失业率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营举步维艰。为此,中央政府先后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经济合作、基础设施等7个方面的共14项措施。

根据中央政府建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方针,中国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091月签署了总额为2000亿元人民币/2270亿港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双边本币互换的用途包括为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及贸易结算等,增强了港币汇率制度和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如今,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态度或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内地人赴港购物,香港主要地铁沿线的大型购物广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另一方面,香港人最大的忧虑,已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影响,转移到这些新来客身上。曾经备受质疑的“两文三语”教育政策,现在已经广泛地被视为一个重要资产。

而为了获得香港身份,许多内地人不惜花费高额资金远赴香港生产。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双非父母(即父母双方均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生的孩子从2001年的620人激增至2010年的32653人,几乎占到香港当年出生婴儿数量的一半。

“内地化”之下的暗涌

出版公司BigBrains所有者西蒙·卡特利奇,在香港生活了21年。他在给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过去15年间,香港发生了一些微小但深刻的变化。第一,民众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其次,人口老龄化加剧。第三,财富差距扩大,这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变化。

他认为,这三个变化正在重塑这座城市的性格。如今,人们对未来的理想变得更加谨慎。尽管在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时,香港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却自1997年以来增长了50%以上,可新增财富却很少流向普通民众。对于工资最低的三分之一香港民众而言,薪水几乎没涨。中产阶层的收入情况略有改善,但面对房价的飙升,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只能望房兴叹。

民众的不满已不容忽视。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会见梁振英时说,未来五年对香港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香港正面临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住房、就业、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新一届特区政府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中央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的发展,今后也会根据需要及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流合作。

2012年发布的《香港发展报告》认为,在爱国人士参政、土地房屋政策、教育制度改革、经济策略等问题之外,政治结构中的深层次症结与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其他矛盾一道,严重阻挠了政府施政与政制改革,制约着社会和经济发展。

回归后,政治争议凌驾于经济与社会问题,促使香港社会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与议会制度,历届特首均主动削减自己对行政会议与各咨询机构组成人员的任命权力,严重伤害了行政主导的政制原则;《基本法》被利用来作为要求政治体制变革的借口;特区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导致社会对政改与普选不断产生争执与分歧,政党政治环境初现,社会运动愈发激烈……

这些尖锐的批评,为香港暗涌的动荡找到了症结。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能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香港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香港如何在未来发展中抓住中国快速发展的机遇,善用“一国两制”下中央给予特区的一系列特别政策,应是香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张郁根据《南方都市报》、《时代》、《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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