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出版更繁荣——宋木文谈拨乱反正后的出版管理

宋木文老先生今年八十整，耳不聋、背不驼，思维敏捷。

他从1972年开始从事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直至2004年离休。其中1989年至1993年期间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在他三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经历中，亲历并践行的很多决策都成为今天繁荣与发展的基石。例如：1980年“一主三多一少”政策下涌现出的集个体小书店，孕育了今天占据一般图书半壁江山的“民营文化工作室”。可以说，了解八九十年代出版管理的“历史”是了解当今出版的钥匙，而宋木文就是参与甚至塑造这段历史的人物之一。

这位老先生身上有着上一辈文化人的鲜明特点。采访开始前，根据记者口述的采访意图，他专门手写了一份“《出版人》采访提要”，总共分三大点，具体处又标明“可见《亲历出版30年》（宋木文专著）第*页”。他对记者说：“这份提要你可以带走，但是用完了最好能还给我留作资料。”

采访结束后，宋老先生又提出“成稿后能不能看一看”。这位前署长特意向记者解释：“我这辈子一直是自己写东西，讲话稿也常常自己动笔。”

事业还是企业？

谈到出版单位的属性，宋木文说：“现在的人对建国后、文革前那段历史不太清楚，其实出版单位最早都是‘企业’。从‘企业’变‘事业’是1983年的事。”

那年有一次全国性的工资大调整。此前，全国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已经十年没变过了。“调整”消息一出，人们欢欣鼓舞。但此次调整的范围仅限于事业单位，而那时让大家翘首企盼的“职称评定”同样也只针对事业单位，广大书业企业无缘参与。

“作为‘领导机关’，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出版‘企业’的职工‘坐上这趟车’。”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宋木文坚定地说。于是，经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报请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出版企业”变成了“事业单位”。

“但是后来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已经不是这个意义了。”宋木文说。随着我国的经济环境一步步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为主商品为辅的经济、最后到商品经济，出版行业建立企业化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转企”的步伐开始了。相较于1983年以前高度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现在要建立的是真正的企业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顺应这一决策，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宋木文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转制为企业。在这次会议上，他还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今天回想起来，这位老人还是认为那时候的思想“有局限”。2001年，已经到全国人大工作的宋木文撰文修正：“大部分出版社都该转制为企业。”

“多出好书”是“永恒主题”

1990年，宋木文这位新上任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就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多出好书，促进繁荣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

当时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不久，社会各界对出版工作的批评甚多。这位受命于“八九事件”前夕的署长，顶着强大的压力，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工作该怎样估计？能不能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而否定出版工作的主流是好的？二是压缩整顿出版单位的目的是什么？说得明白一点，压缩整顿要坚决，但压缩整顿不是目的，在压缩整顿中不仅不能使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受到伤害，而最终是要更好地把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使压缩整顿能够成为繁荣出版事业的助力和动力。”

“‘永恒主题’是个分量很重的提法，就是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宋木文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处理好政治要求与出版自身要求的关系问题。”宋木文说，他在位期间一直不断撰文阐述这一关系。他认为，不能把‘政治’理解得过窄：出版跟着政治转，是政治的附属品——这样的出版是死路一条。要把‘政治’拓宽：出版不仅仅是直接与政治挂钩的，不仅仅是符合当前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功利化的；只要不危害现实政治，各种出版物都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在此种思想的基础上，在当时上上下下的压力中，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出版工作的指导方针：既要保证出版的政治正确，又要拓宽出版的路子，适应多方面的需求。

讲述这段历史时，这位老领导一再强调，出版工作在经济成分、出书品种等方面可以多样性、多元化，但在指导思想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一元”。当前，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不能动摇。

“叫喊”出成果

拨乱反正初期百废待兴，出版工作只是其中一份子，影响有限，因此受重视程度不高。但当时的出版工作在物质条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急需国家支持。“我们只有不停地呼吁、不停地争取，所以当时有人戏称‘国家出版局’是‘国家叫喊局’。”宋木文笑着说。

当年印刷力之紧张、纸张之不足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大专教材40%左右不能课前到书。1981年，北京地区的印刷能力只能满足七成的需求，期刊挤图书，图书之中教材挤一般图书。结果，许多图书的排印时间超过一两年。由于印力紧张，很多图书是“一版定终身”，很难有再版的机会。“当时，局里有个印刷部，一年到头搞调度：这本书在这个印厂印，那本书在那个印厂印。”宋木文回忆说。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先后参与过三个五年计划对印刷技术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以激光照排技术领头的一系列技术变革。现在，纸张和印刷都已经不是问题。“这个进步很关键。”这位做了30多年的老出版人强调，“没有这个作基础，再大的能耐也搞不好出版工作。”

经过“叫喊”，一系列有利于出版繁荣的经济政策也得到落实，如全国出版系统所得税返还并建立国家出版基金，对县以下新华书店和少数民族地区书店减免营业税，对政治、科技、教育、少儿等出版物增值税减免或先征后返，对新闻出版单位兴建办公、业务、宿舍楼见面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国家图书奖也于1992年10月发布评奖办法。

“总的来看，拨乱反正后的十年，外部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支持，内部得益于发行体制改革，出版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还会继续走下去。”宋木文说，这就是他对那个历史时期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