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得与失

马国川：您1913年出生，是个世纪老人，一生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

杜润生：我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事件，其中许多是关系到改善农民经济政治地位的事情。最早可以从土改算起。

马国川：土改开始时，您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杜润生：1950年初，中央决定召开全会，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我两次被召到北京，列席了中央准备通过《土改法》的会议。会前毛泽东还找了部分新解放区的干部了解情况，我介绍了中南局讨论过的土改要分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第二阶段是建立政权，先建立农会，再分配土地。毛泽东说，这个安排很好，他还让我们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毛泽东对该报告作了批示，并以中央名义发出。以后我们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增加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对此毛又批示说："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

马国川：《土改法》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从此土改有法可依了。

杜润生：那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注意教育农民节约，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防止。毛泽东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此话既讲理、又讲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把过去好的经验都肯定下来了。确定了土改应该依照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在政策方面也应按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方针，保留富农，保存私人工商业，保护中农。还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允许各地对民主革命程序自行决策。特别对于西藏，允许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对内蒙古也实行特殊政策。会议传达下去，全党一致表示拥护。

马国川：那么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有什么问题？

杜润生：各地方在运动中特别是在运动高潮中，总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和正确执行政策这两个方面如何协调？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从抗日初期到解放前，几个阶段都是反"左"出右，反右出"左"，来回反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比如在富农问题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毛泽东也说过，"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中央全会却又同意个别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处理这一问题。结果，中南、西南两大区全部消灭了富农经济。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如果说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那么，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就需要重新评价了。事实上，在华东地区一些地方，实行"中立富农"的政策，土改的阻力就小一些，富裕中农也比较安心。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