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风云苍黄

“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我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后3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其间目睹了“报上无批评，尽是莺歌燕舞”的情景，也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舆论监督起起伏伏，但总的走势是从优良传统恢复到立体式舆论力量的形成。我们应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决不能在新兴媒体发展的阶段，弱化“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禁锢到开放的亢奋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版面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批评报道，“假大空”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其真实位置上来。改革之初，我们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任《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常在农村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左”的倾向。

稿件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劳动，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展开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是有些地、县、公社领导就是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对此，时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理直气壮予以回应。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在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他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谈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优良传统恢复后的舆论监督提升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

为什么说是优良传统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初，也将党报的批评当做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尽管如此，当时，《南方日报》却曾因批评报道一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其实，自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成了《南方日报》当时的口碑。那么，《人民日报》为何还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批评呢？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引发批评的导火索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押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八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对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又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没有去抵制、去反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负责人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中共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做得还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反右”之后，批评报道少了。后来紧跟着又有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在这种大形势下，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个“不”字就有可能垮台。当然，各地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当环境比较宽松时，批评报道又悄然有所恢复。比如，纠正浮夸风时，《南方日报》等报纸又寻找机会开展舆论监督，上级党委也强调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指令《南方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批评报道。8月28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主要是表扬好的，但是也要有适当批评，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揭露，这样才有战斗性。”尽管这样，批评报道不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的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啊？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的话题，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当属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之列，但到了“文革”也不容存在，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主流媒体”监督功能不应弱化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不断提升。为什么说提升呢？因为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批评报道不只局限于事实本身，还有一批深度报道。那时，《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第一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当年，读者和业界对《南方日报》有两个评价，一是政策宣传做得好，二是批评报道搞得好。批评报道强化了《南方日报》的权威性、战斗性，成为了《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

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其在惩腐倡廉报道中做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揭露的一批以权谋私，令不行、禁不止，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然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1990年12月23日，广东省纪委再次来函勉励《南方日报》，并“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得到提升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时代，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

第三个时期的舆论监督不仅实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而且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

而今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尽管最终“主流媒体”也可能参与并形成合力，但顺序往往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传统媒体跟进——“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

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何在？网络相对自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声音的环境比较宽松，先进的技术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而“主流媒体”大多属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强势媒体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禁令”很快就到位。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完全不受约束呢？问题是我们有些地方“禁令”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的“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出来了。

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成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搞好舆论监督的经验，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范以锦：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同时刊载于7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