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全部汪玉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反腐制度化 (共4集)   按标题显示

刮骨疗伤,猛药治疴:三十六年反腐史

信息库:您一直以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您在反腐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和评论,请您谈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的历史,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历程?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腐败问题伴随着改革发展存在,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哪个国家都有。但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了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到后期,腐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所以总体来讲,我国的反腐败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反腐败。从整体来观察的话,应该说十八大反腐是最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从不到两年的时间,53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包括3位国家级领导人,周永康、徐才厚、苏荣都是国家层面的,厅局级干部就更多了,对反腐的重视如此之大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时中央提出苍蝇老虎一起打,刮骨疗伤,猛药治疴,用一种强大的、震慑的反腐的力度来遏制腐败的蔓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反过来看也给老百姓很大的信心。前段时间老百姓失去信心了,可以说绝望了,到底反腐能不能有希望,腐败能不能得到遏制,好多人都绝望了。在从十八大以后,不到两年的反腐,重新唤起了老百姓这种对改革的希望,看到了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作为一个参与的主体,作为社会借助力量,他本身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线索大量通过网上的举报,通过公众举报,通过电话、邮件等举报方式。上下合力,主要的决心很大,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造成强大的反腐声势,可以说取得重大成效。

从运动反腐到法治反腐、制度反腐

信息库:那您觉得从运动反腐到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关键是什么?

汪玉凯:应该说过去这段反腐真的还可以看做是治表的、运动式反腐,主要提出三句话: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认为这阶段主要解决第一个,不敢腐,震慑力太大,使很多官员不敢轻易腐败了,你看一个人落马之后,基本是身败名裂,他一辈子基本全部终止了,所以说这种不敢腐仅仅是一种震慑。那么要做到不能腐,不想腐,我认为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我们正在面临反腐的结构性转换,由运动式的反腐、治表性的反腐转向制度性反腐、法治性反腐,那么从后面来讲,我感到意义更重大,我们只有借依法治国的原则,管人、管权、管事,能把公权有效的约束起来以后,我想这样才能做到不能腐,只有我们的道德教化、意识,观念价值能够得到提升以后,这样才能在内心产生不想腐,后面的境界更高。

从不敢腐,通过运动性反腐确实为我们不能腐、不想腐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那么四中全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主要通过这次研究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反腐纳入到法治轨道,就是要用法律构建治国原则,管人、管权、管事,加大对公权的约束,所以我说通过四中全会以后,构建起反腐的制度原则以后,才能使我们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我们对公权的约束进行改革,对纪检监察体制进行改革,把这些都法定化,这使我们构建一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那么在这个框架下,我想在遏制腐败方面我们将取得重大进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反腐制度构建

信息库:您刚才也提到这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那么从我国的(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的过程当中,未来您认为反腐的重点,或者说难点是什么?

汪玉凯:我觉得重点和难点主要还在对公权的约束。我们现在的主体很多,比如纪委、监察、审计,反腐败,反贪,巡视,这个体制内主体很多,但是对重要官员,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传统的体制确实不太起作用,这就是问题,所以说我们的体制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确实也有软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对公权的制度设计,那么我想四中全会一个重要的成效,我的预计就有可能在反腐的制度构建方面,在反腐的体制构建方面将迈出重要的步伐,就是要调整这个体制和制度,使这个制度体制更加有利于长效反腐,变成长效机制,而不是运动式的,这是第一个,如何构建长效体制机制是难点。

第二个是如何冲破利益集团的固化。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是我们反腐的难点。现在的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集团化的、群体化的,相互之间利益输送的,这样叫利益集团。我说中国早就形成三大利益集团了,我在四年前就讲过,中国形成以贪腐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行业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这个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社会财富。所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利益集团能够给打掉的话,这对反腐难度是很大的,要求反腐的正能量很大,老百姓的支持,高层的决心,强大震慑力,这才有可能冲破利益固化这个藩篱。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遇到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下一步能不能攻破一些利益集团,使反腐能够进入到新的境界,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信息库:对于未来的反腐,您有没有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汪玉凯:对于未来的反腐,第一要靠制度解决问题,通过四中全会以后,我们有可能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把这些改革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加大制度性、法治性反腐;第二个对社会公众参与反腐也会做出规定。比如如何参与网络反腐,如何通过新的媒体来加强对公权的监督,政府如何公开透明,如何构建权力清单,如何构建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如何把政府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采取的重大举措,使腐败没有藏身之地,使权力没有滥用的可能性,要在“不能腐”上做很多文章,这些方面有可能通过四中全会获得重大进展。

信息库:现在我们谈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现代化,您觉得在这种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反腐突破的意义和历史地位是什么?

汪玉凯: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们未来改革进行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在这个顶层设计里面最大的是提出了一个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目标。我认为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这个大目标下可以看到,下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要让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能够流动,第二个社会活力得到释放,第三个要让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我们改革目标要按照这样三个目标来走,否则可能走偏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和腐败作战,反腐败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议题,正如我前面所讲,腐败是全球性问题,哪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不同就是各个国家腐败的程度存在差异。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中阶段,腐败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下一步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加大对公权的约束和控制力度,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法律,靠法治,靠法律来管人、管权、管事。只有我们确定了法律思维,建立法治思维、建立法治政府,建立法治社会,老百姓有维权意识,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敢于和腐败作斗争。这样我想对腐败形成全民的合力,对腐败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样通过提升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化解阻力、化解障碍会有深远的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或成为依法治国历史转折点

信息库:今年的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届四中全会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份,讨论的内容基本上也涉及到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命题,您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历届四中全会的作用和地位呢?

汪玉凯:历史上每届全会都是有规律的: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基本上是换届、人事安排,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选择,而四中全会都是围绕一个专门性议题进行集中讨论,比如讲过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等,

这次选择的是依法治国。首先我觉得这个议题的选择意义很大。经过这么多年,1999年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到现在我们搞了十几年了,为什么现在提出依法治国的2.0版,如果说十几年前的我可以叫做依法治国的1.0版,现在要上升到2.0版了,我觉得过去十年主要完善法律,就是各方面法律条文的完善,填补法律的空白,完善法律条文。但是,实际上过去的十几年法律实施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一方面法律条文在完善,一方面法治方面是倒退,比如侵害老百姓权益、比如司法腐败、暴力拆迁以及暴力维稳等,这些伤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官员的行为和公权还不能得到控制和约束,也就是说法律条文在完善,实际上法治在某些方面在倒退,这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法律条文完善的时候,使整个法治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如果法治整个构建起来克服人治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所以,这次全会选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对未来中国,对整个国家治理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这个主题我认为将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历史拐点。这一主题形成决议以后,形成重大决定以后,将指导我们长期的依法治国的建设,包括我们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认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是要依宪治国,树立宪法的权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一个国家如果宪法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其它法律权威他是不可能有的,也就是说宪法的权威要得到充分肯定。在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我们大力推进依法行政,通过依法行政来解决我们政府层面管理的问题,这样我们的法治建设才有可能真正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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