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安志文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7年08月14日 人浏览

缅怀安志文

导读 新中国成立后,安志文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60多年坎坷,他与中国经济共进退。中国改革践行者、思考者、守望者,是对这位改革老人的近百年风雨历程的最好概括。2017年8月14日老人辞世,我们悲痛万分,在希冀老人天堂走好的同时,中国改革信息库整理安老的一些回忆和观点分享给大家,以纪念安老令人尊重的一生。[安志文人物专题][评论]


安老原声:企业改革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改革走什么路,这是80年代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经济学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下,提出我们的经济是商品经济。

一、经历回顾

一生只做两件事

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安志文即使在九十的高龄,也会每天他准时前往研究会的办公室,看文件,了解时事,与年轻人交流看法,并将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建言献策。他曾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安志文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建设基本都照搬苏联。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济是根据指令来完成,没有生产出更多的供应人们消费的东西。邓小平说,经济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国家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随后,不论是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都是举世公认,也是当初参与改革的人始料未及的。安志文认为:“目前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德国,成了世界第三,过两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是干部腐败严重;二是收入差距过分拉大。”

计划经济没学好,市场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问题,对于一生搞经济工作的安老来说,这是一场远没有结束的路程。安老离休后,深居简出,一门心思放在关注我国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上,时刻表达自己对这场改革的关注。安老始终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闯关”一定会成功

这种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式,可以说是中国独特的。解放思想,改革中学习改革,开放中学习开放。

安老1982年到国家体改委,那年的5月21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国家体改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呢?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弊病的;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呢?是因为过去长期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弊端很大,曾造成过不少失误,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在总结过去教训基础上起步的。

我们强调改革必须经过探索,逐步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目的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了,在这点上大家取得了共识。当时取得共识是很不容易的。

安老认为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来的一条路是这样的: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场的。这不是事先设计的,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安老评价,这种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式,可以说是中国独特的,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还是城市改革,都是举世公认的,也是我们当初参与改革的人始料未及的。

1991年11月1日,安志文参加中改院成立大会。(主席台左一为安志文)1991年11月1日,安志文参加中改院成立大会。(主席台左一为安志文)

八十年代中心城市改革

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渐成了普遍的口号。选取中心城市改革,路子走对了。

安老曾回忆,重庆试点启动那年,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开了一个关于城市改革的会议,要求各省都参加,实际上是为下一步城市改革造舆论。会上介绍了常州做法和无锡靠发展乡镇企业搞活经济的经验。那次会议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发展乡镇企业。

几年后又开了第二次城市改革试点会,在武汉,规模就大了,各省很多城市都来了。会上介绍了武汉经验、重庆经验和部分小城市经验,影响很大。以后每个省选择一个城市搞试点。

安老认为,整个1980年代,这类改革工作试点会年年都开,各城市互相参观、交流经验,形成一种改革潮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渐成了普遍的口号。从这一点看,选取中心城市进行改革,这条路子是对的。

八十年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

企业改革涉及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改革走什么路,这是80年代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经济学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下,提出我们的经济是商品经济。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一提法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在起草过程过程中征得了老同志们表示同意,最终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还强调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

安老曾回忆,这主要是归功于企业和地方的改革实践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等等。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1985年9月初,在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的巴山轮会议上,各国外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专家们认为,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一观点后来被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

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

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所以,要试点。因此,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

1994年10月24-26日 安志文参加中改院举办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右二为安志文)1994年10月24-26日 安志文参加中改院举办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右二为安志文)

二、重要观点

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改革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从长远来说,要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这是1988年安老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既总结了当时,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基本经验,又阐述了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提出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改革的路子。

文章重点指出,改革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从长远来说,要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近期看,既要保证“七五”期间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使微观经济有充分的活力和效率。这是我们今后改革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阅读全文)

努力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子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把微观生产经营的决策权给企业,使企业有充分的活力,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1986年12月20日,安老在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金融改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展开,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有很大变革,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加了,国民收入和分配的格局改变了,一方面资金来源的渠道多元化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增加了,同时,横向经济联系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就使得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加突出,原来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因此,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必须提到重要议程上来。(阅读全文)

1987年,安老在《中国金融》上发表文章提出,长期以来,由于在产品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在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作用远没有现在这样处于重要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的运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改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阅读全文)

如何完成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

以发展非国有经济促进国有经济的机制转化,也可以说是一条先易后难的路子。

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94年安老对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思考,安老认为,当前经济机制转换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就是如何完成现代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为,首先从我们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我国的改革开放,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了一个独特的道路,简单地说就是以农村改革促进城市改革,以沿海开放促进内地开放,以发展非国有经济促进国有经济的机制转化,也可以说是一条先易后难的路子。(阅读全文)

认真加强规划研究 推进改革深入发展

使改革少走弯路。在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较大,不能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也并未放弃对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设计。

这是1987年安老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集》所做序言,序言中安老提出,中长期改革规划的制定,应该把理论与实践、改革与发展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同时,认真考虑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农村改革的情况,要采取开放式、立体式的研究组织方法,尽可能地面向社会。不仅体改部门,而且要动员理论界、大专院校、经济综合部门和专业部门,以及地方热心改革事业的同志,都能参加改革规划的研究和设计。我们主张有相同理论观点的改革思路的同志,自愿结合,分别提出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改革实践的可行性相结合的改革规划。经过广泛的论证和比较分析,群策能力,提出比较完善的改革中长期总体规划设想,把改革决策前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本规划集汇集的十四件改革规划,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自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勾画了探索配套改革进程的大体轮廓。(阅读全文)

三、生平简介

安志文,1919年3月出生,陕西子洲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17年8月14日9时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生平:
1919年3月出生,陕西子洲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巡视员、绥德地委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中共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
1954年11月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1956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965年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12月任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3月任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6月任部长,党组书记。
1982年4月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兼计委委员。
1987年4月任国家体改委顾问。
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会长。

2001年11月3日,安志文参加中改院建院十周年座谈会。(右六为安志文)2001年11月3日,安志文参加中改院建院十周年座谈会。(右六为安志文)


本文根据《安志文:中国改革的思考者》、《安志文:“闯关”一定会成功》、《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对外搞活怎么搞?找个城市先试点——安志文回忆重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产生背景》、《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努力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子》、《如何完成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认真加强规划研究 推进改革深入发展》等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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