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耀邦

——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11月18日 人浏览

难以忘却耀邦

导读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当年的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评价,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时间无情的过去了几十年,但每到耀邦诞辰纪念,总会不少有人自发、自觉地、自愿的通过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曾经的总书记,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在百年诞辰之际,信息库特整理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事迹,以慰英魂,以共勉后人。[评论]

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大量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来信来访猛增,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在胡耀邦和习仲勋看来,对待基层信访的态度,不论来信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而来信来访中,有关冤假错案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聚集着一群群上访的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重要信访案子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了中组部面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工作后,他说,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同月,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我们这二百零五人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胡耀邦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1978年初,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胡耀邦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1979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专门讲到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说: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7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7万人中,四川3万多,上海3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也可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50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个估计有20万人,有20万就20万,实事求是嘛!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同年底,习仲勋调任中央并于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改革开放事业有了一个革故鼎新、声气相求的中央领导集体。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胡耀邦强调,对于如此广大的上亿人口的统战对象,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同他们讲团结,并且主动地、积极地和很细致地向他们做工作。不敢放手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胡耀邦特别强调要狠抓落实政策工作。习仲勋随后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指出了“左”的流毒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他说,统战部“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我们的‘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习仲勋专门提到胡厥文、胡子昂写给胡耀邦的信,他说,“信写得非常中肯,也切合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们非常谦虚,我们要学他们这个好作风。五十年代初,我们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比人高一等,这是不好的。”

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耀邦同志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期间,他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了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他坚决地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重视理论宣传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理论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了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明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月12日,叶帅找胡耀邦谈话,寓意深长地说,到党校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胡耀邦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率先发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叶剑英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胡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胡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不遗余力推进改革开放,重视农村改革,被誉为"改革八贤"之一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等八位同志做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改革八贤”。其中,胡耀邦同志重视农村改革,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持制定了有关农村问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他重视和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参与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耀邦同志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耀邦同志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同志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引领中国人才制度改革

胡耀邦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同年轻知识分子谈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年轻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健康成长。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他坚持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大力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

1979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雷祯孝的文章《人才·规律·制度》的缩写稿。1979年7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一文。不久,雷祯孝又执笔写成《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1979年国庆前后,首都学术界举行国庆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其中专门划分出一个小组来讨论人才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问题。童大林、于光远、吴明瑜、敢峰等著名学者是主要的支持者和组织者,广大的学者、专家都支持建立和发展这门学问。新华社北京1979年10月11日电:《社会科学园地里一株新苗破土而出,人才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光明日报》1979年10月12日)。1979年11月25日《文汇报》整版全文转载《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

1979年11月26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了《文汇报》上整版刊登的《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他当即写信给共青团中央,表示支持意见,并对文章作批示。同时,他还在文章“自己设计自己”一处旁批:“没有批评那些狂妄的脱离人民群众之徒”。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中国青年报》1979年12月11日再次全文转载《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并加编者按,把胡耀邦的批示内容作为编者按的核心内容。”

胡耀邦的批示引发了全国的“人才学热”,1979、1980两年,是人才学在全国得到热烈反响的两年。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耀邦同志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耀邦同志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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