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杜老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10月09日 人浏览

缅怀杜老

导读 许多7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杜润生是谁,80后、90后、00后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中年以上的人却相反,不知道杜润生的是极少数,尤其是广大农民兄弟。说起农村的变化,说起吃饱肚子,说起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一次次大突破,就忘不了邓小平、万里、杜润生这些熟悉的名字。因为挨过饿、受过穷,而正是这些人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他们彻底改变了命运。[评论]

杜润生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公认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正如陈锡文曾在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上说到的,“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今日凌晨,杜老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值此万人思念、悲痛之际,中国改革信息库整理推出杜老的惊心动魄亲历回忆及其门生深刻怀念,以念杜老,愿老人一路走好!

包产到户中高层争论

杜老在自述中谈到,1979年,被调回农口,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副主任由张平化、张秀山和我。初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时机不到,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华国锋、李先念召集开会,会后起草的一个文件,重点将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已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耀邦的意见,但是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食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障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站在胡耀邦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但不同于单干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市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改革的。会议由我主持,我讲了一片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会议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由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会议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动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认为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主张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大家意见趋向把口子开的更大一点。

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提到包产到户时,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但他也提到不要“一刀切”。

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而七省三县座谈会也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的会议。

1995年3月21-23日 中国农村经济国际研讨会期间,高尚全、杜润生、贺光辉等领导合影1995年3月21-23日 中国农村经济国际研讨会期间,高尚全、杜润生、贺光辉等领导合影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成为突破口

1979年底,包产到户在全国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尚需有个过程,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80年4月2日,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

会上讨论粮食问题是,姚依林要我先讲,我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次征求意见的会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当时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任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听取姚依林汇报后,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身,有的地方可以试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让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同月,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正式向中央做出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也就是在同一时期,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看来我们农村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可以试试,将来要该还可以,先吃饱饭要紧。”

争论与妥协中75号文件的出台

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预备会由国家农委负责准备,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即贫困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会议的讨论记录送给了万里,后来他在一个会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文件经过修改,规定在贫困地区先试行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并列出了多种形式,尊重群众选择。

杜润生与孟宪德、陆子修、朱厚泽在安徽考察杜润生与孟宪德、陆子修、朱厚泽在安徽考察

文件提到座谈会上,由我先做说明,我提出“在贫困地区,可以倡导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在中间地带和先进地区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其合适的可行的形式。愿意坚持原来集体经济的,也应同意,愿意另作选择,也不要反对。”张平化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是润生同志的讲话没有讨论。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参加过会议的人,很多都是与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这次座谈会,因意见不统一,很难开下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现在的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会上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但75号文件同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它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75号文件发出后,各地试验的结果是“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能增产。更多>>

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始末

杜老回忆,在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前,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农民自发的创造——包产到户“合法化”。75号文件发布后,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赵紫阳总理到东北考察。他写回来一封信说,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由于此前包产到户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我们就据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

杜润生与林毅夫(右二)参加活动杜润生与林毅夫(右二)参加活动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农民说是吃了“定心丸”

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当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多变。文件说“长期不变”,最能打动人心,农民说“一号文件”是吃了“定心丸”,连一直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也在1982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同时还提出疏通流通领域,把统购统销纳入改革的议程,有步骤地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另外,重申了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鼓励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专业分工。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至此,我心里就更加踏实了。

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变拒绝为欢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报告提出,这几年来农村建立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必须长期坚持,不能走回头路。为了扩大农村改革成果,我受中央委托,在十二大作了题为《农村工作历史性变化》的发言,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优点。当时,各地基层有一些争论: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池,按股分红?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要放活农村工商业。1983年的“一号文件”(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两个转化”,即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这一年,农村改革步伐加快,农村经济变化也很显著。一是家庭承包普及到几乎每个村庄,一度按兵不动的黑龙江省委书记也变拒绝为欢迎。二是农村劳动力从闲置状态下解放出来。

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放松历史上多年形成的政府垄断、管制

此前20多年,农村实行统购派购制度,事实上,农村产品交易均由公营商业高度垄断,而资金、土地、劳动力流动又受到多重限制。经过深入调查,我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整理出一个书面建议,提请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建议”(1)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在此期间,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2)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3)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4)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5)国营商业、供销社逐步开放贸易、退出市场垄断、改变服务方式。供销社回归民办。第(4)项雇工问题,经讨论,未能取得一致,不做结论。过去规定,雇工不超过八人不作为资本主义,超过八人的也允许试行。会后请示邓小平,他说:“不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以上通过的内容,都写进了1984年的“一号文件”(即《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1992年6月1日,中改院顾问杜润生出席中改院在北京举办的“深化农村改革座谈会”1992年6月1日,中改院顾问杜润生出席中改院在北京举办的“深化农村改革座谈会”

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利益调整问题,惯性很强,改变甚难

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达到前后几年的峰顶。尤其是长期困扰我们的粮食问题,甚至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转变为“粮食多了,卖粮难”。我随胡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问题在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行之已久,派生出分配问题和利益调整问题,惯性很强,改变甚难。好在正值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经济改革决议,城乡关系改善完全符合改革方向。因此,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制定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取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986年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便宜”的方法用尽,不触动深层结构,很难前进

1985年,改粮食统购制度为合同收购,合同之外,由政府议购改为市场收购。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下,这本来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改革,但由于未能及时调整工农、城乡的利益分配关系,出了问题。当时,提高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却没有相应提高对城市居民的销售价格。这就造成粮食增产越多,财政补贴越多。这时,国家按“惯性”维持了原有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为了保持城市非农集团的优越地位,就以降低农民的贸易优惠来减轻财政负担。农民利益受损,迅即表现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减少。此后,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连年徘徊。对此,有的人就认为,包产到户潜力枯竭,该收场了,是这个制度造成粮食徘徊。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取消粮食超购加价的结果。针对当时出现的农业成本上升、比较收益下降,1985年年底的农村工作部署,就强调“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议形成的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更多>>

九号院的“灵魂”人物

杜老为人津津乐道还在于他的门生,“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杜老这棵大树开枝散叶,当时聚集在杜老周围从事农村改革的许多年轻人,日后都活跃于中国改革舞台,举足轻重。他们是一串闪亮的名字——王岐山、陈锡文、卢迈、杜鹰、周其仁、宋国青、林毅夫、邓英淘等等。杜润生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风云际会九号院

9号院往事杜润生和中央一号文件9号院往事杜润生和中央一号文件

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人生轨迹的赵树凯。4年后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赵树凯感叹。那时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而在北京,有这么一批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晓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这些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的青年,学了新知识,经过思想交锋,蓄积了能量,跃跃欲试。就这样农发组的故事开始。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成立了。邓力群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1913年生)都出席并讲了话。杜润生,是农发组最强力的支撑者,也是青年们的导师。更多>>

无所顾忌,敢讲真话的青年改革新星

杜润生95岁生日王岐山(右一)前来贺寿杜润生95岁生日王岐山(右一)前来贺寿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杜老百岁大寿时与前来探望的中改院员工合影杜老百岁大寿时与前来探望的中改院员工合影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每年秋季,争论就开始了。各组调研归来,拿着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联络室也邀请各级官员、研究者参与座谈。老的,少的,保守的,开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农研室老干部和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之间。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争论如今看来显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资本主义?――这些争论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争论夹杂着饥荒记忆带来的对粮食的感情。因而,当年轻人论证粮食相对过剩时,老人们强烈抵触:“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这是戴小京第一次认真听老人们的故事,慢慢“脑细胞开始复杂起来”,“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许有其深刻的原因。”那些年里,让戴小京触动最大的一个词是“实感”,脚踏实地的感觉。“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杜老90岁寿辰时,周其仁在发言中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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