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夫:人生为一大事来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9月22日 人浏览

张劲夫:人生为一大事来

导读 我也是一个属于“两头真”的革命者。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田纪云曾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披荆斩棘,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为改革开放杀出血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改革家群体奋斗开拓的英雄年代,“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人生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张劲夫就以改革家的形象定格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评论]

一、站在改革第一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改革议程,但是如何改革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和提出体制改革的建议。时任财政部长的张劲夫担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长。

那一年张劲夫已经65岁。“文革”他中被打倒,长期“靠边站”,直到1975年才得到“解放”,被任命为共和国第四任财政部部长。深知中国经济窘况的张劲夫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困境。他提出“方向准、起步稳”作为原则,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这份文件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只是一个总的设想,并非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但是由于它突破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设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80年初,这份文件被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张劲夫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赴合肥上任。在安徽仅仅工作两年,张劲夫就奉召进京。原来,中共中央要张劲夫到国务院工作,职务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张劲夫是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早在抗战初期就曾担任鄂豫皖区民运部长,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多年历练,经验丰富。

张劲夫在原来的五个部委的基础上,组建了“大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个部门工作8年,并以其独到见解和敢于直言受到重用。

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除了主管的工作外,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更重要的是,张劲夫还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主持该小组的日常工作。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就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经济改革的决策部门。1983年3月,为了避免政出多门,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以后财经工作,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谓发号施令,所谓对问题的解释,都由这个口子,避免多头。”

在中南海怀仁堂,一个礼拜有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一次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部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劲夫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直到1989年秋离休,可见他多么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器重。这七年多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在荆棘中前进。

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个方面。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可想而知。

对于那些从战争年代走来、又在计划经济下长期工作的老干部来说,八十年代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极具挑战性。有的人落伍了,有的希望回到五十年代,有的人则以改革家的激情迎接挑战。

改革开放意味着被中断的现代化转型重启,它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也为一代改革家提供了新的舞台。五十年代就被陈毅称赞“劲夫有劲”的张劲夫站在中国改革的第一线,直面一系列改革难题:物价改革、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对外开放、特区是否发行货币、人才引进……

二、推动“价格双轨制”

八十年代,风险最大、困难最多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改革之前,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多年不变。这种价格体系,不仅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更不反应市场需求,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但是改革就是要放,一放价格就涨。而人们对低工资、低物已经习以为常,价格上涨必然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如何妥善处理价格与生产、城乡人民收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1982年,张劲夫担任物价改革小组副组长。他抓住抓产销矛盾非常尖锐的纺织品价格,进行改革,成效显著。1983年底,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沿用了30多年的布票退出了中国的流通市场。

不过,从整个经济层面来说,计划价格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如何突破这个计划经济经济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张劲夫喜欢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期望由此得到启发。曾经长期主持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张劲夫深知,在改革开放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无可替代。

因此,当张劲夫听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的一些问题时,他就让自己的秘书孔丹去参加会议。这次名为“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今天以“莫干山会议”闻名于世。

在1984年的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登上风景秀丽的莫干山,激烈地讨论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根据大家讨论起草的一份会议纪要“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

这就是被称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案。它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深的意义在于,它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孔丹下山,将会议纪要送给正在杭州的张劲夫。张劲夫听着汇报,激动地站起来,离开座位,摊开双手,边踱着步边插话,热情洋溢,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方案的意义。很快,他在会议纪要上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不久国务院负责人也批示道:“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

就这样,“价格双轨制”开始正式成为价格改革的实施方案。尽管双轨制实际上在80年代初期已经自发产生,但是直到1985年政府才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而且被外汇市场、领导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等其他领域改革所采用。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双轨制经济。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虽然从一开始双轨制就存在不平等竞争等等许多缺点,然而无论怎么说,扼制民营经济发育和成长的闸门毕竟被打开了。正是对民间创业活动的开放,使隐藏在民间的创造性和创业精神迸发出来,造就了8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民营经济具有国有经济所不具备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到80年代中期,它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

假如没有张劲夫,“莫干山会议”可能仅仅是一个热闹的学术会议。正是有了张劲夫这位热心听取知识分子意见的改革家,才使得青年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朝野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莫干山会议”为标志,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其中包括现在肩膺改革重任的王岐山、马凯等人。

三、“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1988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

国有企业尤其困难,承包制改革路径已经走到尽头,弊端尽显。政府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无偿拨付资金,企业从财政拿钱的比例下降,转向依靠银行,银行也要改革,因此国有企业资金最为紧缺。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被学界呼吁的“股份制”提上了日程,而推进股份制必然要求建立资本市场。

1988年7月份,曾在纽约交易所工作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回到国内。他们在时任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支持下,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份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材料被提交到中央高层,不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和周小川等人的汇报。

张劲夫个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共同主持汇报会。此前一年,张劲夫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虽然不再担任国务委员,但是仍然以秘书长身份,继续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这位思想解放的领导人对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等问题非常关注,他常说,“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为此一直苦苦思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常与蒋一苇等经济学家交换意见。

王波明回忆,在中南海汇报会上,张劲夫坦诚地说,“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

张劲夫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难能可贵。因为股票等事物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支持股份制的人们也要以马克思的一两句话作为论据。很多年里,大家还在苦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后来张劲夫曾对记者说,“考虑问题周到一些、谨慎一些,是必要的。但是这不应该束缚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变成改革的绊脚石,更不应该妨碍我们正视现实。”

这次中南海汇报会是对创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次推动。如果说在此前,建立证券市场还是一种潜在的、客观的需要,那么从此它就开始排上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岐山人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集资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开始推动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市场起步。

作为中国股份制发展的推动人,张劲夫非常热心。1988年11月底,在西直门召开会议研究股份制究竟如何试点等具体问题,张劲夫连续3天参加会议,从未缺席。这位76岁的老人诚挚地说:“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发达国家的办法是采用股份制。股份制它不姓‘资’,而姓‘商’。对当前的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要试点在先。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搞一点调查研究。”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停止,证券市场却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开始形成。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证券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投融资渠道,为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日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途径。不过由于行政干预过多,投资之风盛行,证券市场大起大落,违法事件频发。因此,争议一直伴随证券市场和股份制的发展。

张劲夫坚定地支持股份制。1995年针对有关部门否定股份合作制的做法,张劲夫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我觉得对股份合作制现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加以否定。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工作好多年,在参加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对待新生事物,一时看不透的事,我们采取的方针叫因势利导,存利去弊。不要过早地加以否定、一棍子打死。当然,也不要轻率地过早表扬,不适当地宣扬它。要加以观察,采取科学态度,就是要采取尊重群众创造的太度,调查研究,热情地关心,因势利导,存利去弊。”

1998年,张劲夫在接受媒体采访,回忆起十年前在中南海汇报会。他说,“10年里,我的这个态度没有变;今后,我愿意继续做这样一个老志愿兵。”

这一年,张劲夫年届84岁。自从1989年秋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解散,这位改革家离职退休已经九年了。

四、“我也是一个‘两头真’”

在周围人眼里,张劲夫为人谦和,睿智机敏,博览群书,喜与知识分子交游。

“文革”前,他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身份,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十年,与一大批专家学者相识相知。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之时,张劲夫晋见毛泽东,提出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保护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中科院沈阳金属所要划一位科学家为“右派”,张劲夫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制止。

很多人评价,张劲夫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情操和志向。这显然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张劲夫生于皖中农村,家境贫寒。16岁进入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倡导的“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等思想影响了张劲夫的价值观,并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九十年代张劲夫特意出版了一本书《思陶集》,称赞陶行知“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

晚年,张劲夫回顾自己的人生,努力践行陶行知“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诲。他反思中国走过的道路,20044年编辑出版了一本《嘤鸣·友声》。这是一本政论文集,除了张劲夫自己的文章,还有17篇他所赞赏、并且在社会上发生过振聋发聩影响的文章。仅从文章标题《公仆的遗憾》、《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等,就可以窥见这位世纪老人的关怀和忧思。

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张劲夫还写下了一篇序言《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文采斐然,广为流传。他这样写道:“胡绳同志80岁时写了一首自寿诗,自谓‘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他说自己是一个‘两头真’的革命者,并自勉:尘凡多变敢求真。我也是一个属于‘两头真’的革命者。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而今,这位“两头真”的革命者走完了一百零一年的漫长人生。从投身革命,到推动改革开放,张劲夫从安徽中部的农村一路走来,在漫漫人生中见证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不只是一个革命者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故事。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是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终身的事业。其间百折千回,唯有真正的勇者生死以之,愈挫愈奋。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穿越无数高山峡谷,如今正在逐渐逼近“历史三峡”的出口。诚如张劲夫所写的一首诗,“长江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那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

当艰巨的现代化转型终将完成之时,改革家们的名字应该镌刻在丰碑上。毫无疑问,张劲夫这位既勇于改革、又真心反思的改革家,也一定会“勒碑悬日月”,永为后来者所铭记。

(本文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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