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

——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7月09日 人浏览

还原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

导读 改革历史不仅要记录那些轰轰烈烈的人物事件,也记录那些默默无闻的或被忽略的。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在莫干山召开,被经济学者称为“莫干山会议”。此次会议在思想上和所涉及问题的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但影响有限。尽管如此,它的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为此,我们带您走进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评论]

位于浙北德清境内的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余脉,素有清凉世界之称,是为纪念春秋时期夫妻铸剑匠师莫邪和干将而取名。古往今来,引无数风流人物聚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有两次莫干山会,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是1984年第一届中青年经济学家会议。但在此之前,即1982年7月莫干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世界银行组织的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召开了一次不见报、不公开发表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一、东欧来风——弗•布鲁斯与奥塔•锡克

1978年是我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分界线。在此之前,我国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只是初步的,没有跳出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模式的“改革上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人们对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有了深刻认识,从制度环境上为突破原有的桎梏做了充分准备。在这一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理论引进与实践发展是交互行进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很重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尽管我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由于长期封闭,我国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进展是有限的。另外,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的理论界和决策层还不可能跳出“计划”的整体框架,只能寻求在计划框架内增强市场的作用,我国的领导人和学者首先想到的是从苏东国家的改革中汲取经验。

早期的理论引进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是两位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即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锡克。布鲁斯在1979年末到中国讲学,介绍了东欧改革的情况和他所提出的“内置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布鲁斯之后,社会科学院还邀请了曾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的锡克来华讲学。1981年3-4月,锡克在北京、上海、苏州共做了七场学术报告,参加座谈会,介绍捷克价格改革,在中国掀起了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

东欧来风——布鲁斯(左图)、锡克(右图)东欧来风——布鲁斯(左图)、锡克(右图)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使中国学者认识到改革不是若干政策的无序堆集,而是从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转型。这就更加激发了国内学者研究改革目标模式的兴趣。受此鼓舞,邀请锡克来访的刘国光向林重庚(时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再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林重庚在我国经济改革早期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他在我国和世界经济学界之间,起了穿针引线、搭建桥梁的作用。

而此时,即1981年4月,维护计划体制的势力和主张市场取向的思想第一次被端出来,正面对峙。1982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印发了“奥塔·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锡克被指“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拟议中请外国专家来华不宜再大张旗鼓,但又不好取消,只得降低接待规格。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受命组织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开始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先打算由计委主办的莫干山会改以价格学会主办,淡化官方色彩。

二、莫干山会议——中外改革学家思想的交锋

1982年7月11-16日,国家体改委成立后第一次组织关于中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以中国价格学会的名义主办,开会地点在莫干山,所以又称为“莫干山会议”。鉴于讨论的问题在当时所具有的敏感性,双方约定一律不见报,讨论内容也不公开发表。会议邀请了牛津大学教授、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所所长的布鲁斯,联邦德国《东方经济报告》双周刊编辑斯特鲁明斯基,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考斯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教授肯德,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局高级经济专家林重庚,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局经济学家伍德,以及以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为首的中方经济学家。

莫干山宾馆前合影,前排左三廖季立、左四林重庚、左五布鲁斯、左六薛暮桥。莫干山宾馆前合影,前排左三廖季立、左四林重庚、左五布鲁斯、左六薛暮桥。

此时,苏东国家的改革动向是,由中央集权向分级分权发展;由国营经济,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由计划控制,到重视市场机制;由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转向结合经济手段。双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主要集中以下四个问题:

谈及改革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布鲁斯说,世上并不存在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本来预期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还会带来新的问题。改革会产生同目标不一致的负作用。会上,专家们强烈建议中国采用“一揽子”改革方案,但在会后对中国上海、杭州、重庆三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后,他们普遍认识到了我国的区域差距,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改革要分步进行的观点,最终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取得了共识。

三、对“苏东”模式的重新思考

1982年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向薄一波、杜星垣和赵紫阳报送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8月15日薄一波批示:“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此件我还想再看看。阅后退我。”25日万里批示:“很有参考价值”。9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决定对三类工业品中的160种小商品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定价、随行就市。从此,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

通过讨论,这些专家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东欧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比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从实践上看,即使在东欧这种条件下,改革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所以继续沿用其改革理论是否必要值得深思。莫干山会议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东欧改革理论的局限,如何突破“苏东”模式的限制,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为理论界和政界思考的核心问题,于是更广泛深入地听取其它国家学者的意见被提上日程,于是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召开。

林重庚曾回顾说,“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他认为在三个方面意义深远:首先,他们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斯大林体制弊病的方法;其次,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有重大瑕疵;再次,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改革出路。无疑,莫干山会在思想上和所涉及的面,是广泛而深刻的。然而它的影响有限,只上报给几位领导。不仅后代所知甚少,同代也所知不多。它本可以开得更精彩,影响更大,但是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尽管如此,决不意味着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被忽略。

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可以视作是中国本土学者对苏东改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思索的开端,在引进东欧改革理论的同时也是一个我国学者逐渐打破其理论桎梏的过程。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学术研究的浪潮,这种浪潮与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互推波助澜,为形成一种紧密结合我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实用导向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东欧改革学派的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其理论在我国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实践中很多理论不能契合中国实际。可见,东欧经济理论本身并不能完善地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筛选地应用这些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必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本文根据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柳红《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王永兴、景维民《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的再考察》等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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