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孩子,后领证”——深交所正式开业记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7月02日 人浏览

“先生孩子,后领证”——深交所正式开业记

导读 “如果没有深交所,深圳的辉煌也许会逊色很多。深交所的成立对深圳乃至我国整个资本市场来说,意义重大。”深交所创始人王健如是说,“深交所对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深圳而言,深交所提高了深圳的知名度,支持了一大批深圳当地企业的融资,对深圳早期和现在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7月3日,适逢深交所正式开业24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首深交所最初艰辛的岁月,感受不平凡的历程。[评论]

早在1985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就率先提出“经济特区应该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而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早应追溯到1986年。当时一些企业为了摆脱经营中的困境,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的前身)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深圳市政府建立深交所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提供平台,打造股权交易的完整链条,帮助企业正常运转;二是为创业资本创造一个完善有效的风险退出机制,鼓励创新。加之上世纪80年代末股票市场亟待整肃,深圳市政府在1989年11月做出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

一、一元钱聘请到高级顾问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有金融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自此开始,深交所的筹备工作被提上日程。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

自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期间,我国在股票和证券交易所方面完全是一个空白。为了少走弯路,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深交所筹备人员一方面大量收集翻译一些不同类型国家的资料,一方面派人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学习取经。同时还聘请顾问,作为筹备发展资本市场、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参谋。

1988年五六月间,深圳市委有关领导推荐两家公司以选作顾问,分别是香港新鸿基公司、日本的野村证券。筹备人员通过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比较权衡,最终决定选择香港新鸿基公司作顾问。选择新鸿基公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地缘关系,香港同深圳一河之隔,来往方便,便于及时交流与流通;二是香港和内地文化习俗相通,经济交往频繁,金融方面可以互相借鉴的东西多;三是语言上便于沟通,不用翻译,有利于交往与交流。当时上市公司对外兼作顾问都要收取费用,因此兼任深圳市发展证券市场的顾问——香港新鸿基公司,也要收取手续费。后经冯永祥先生拍板只收取深圳分行一元钱的顾问费,而这个象征性收费只是为了向董事会有个交代。

经过双方商定,1988年6月至9月,香港新鸿基公司先后为深圳办了4期学习班,利用晚上时间,由新鸿基的一些高级主管,包括几个常务董事亲自到深圳给筹备人员讲解资本市场的有关知识,介绍香港和国外一些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现况,为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二、“先立法,后发展”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而早前曾被派往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禹国刚,也被这位原来的老领导从深圳市中国银行里调出来,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并担任专家组组长。禹国刚而后又立刻找到张鸿义,希望请王健出山,挂帅深交所筹备组。但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王健依旧犹豫不定。后来,张鸿义干脆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健被逼上任了。

相对法律法规,人、财、办公室都是小困难,最为棘手的问题是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如何组织?法律法规资料如何去查找?筹备组的宗旨是“先立法,后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当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钱,政府也不批准他们出国考察,他们也没钱请人给他们整理国外相关证券资料。为此,筹备组找到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袁天凡,袁天凡在了解其来意后,尽可能地提供了各国交易所的法律法规,而且尽量提供中文版本。为节约经费,筹备组买来各国交易所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文译本,也节省了不少宝贵时间。

接着,筹备组拿着现有的、各国的中文译本,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在短短五个月,禹国刚所在的专家小组翻译了《香港证券条例》、《香港联交所组织大纲》等资料共计超过200多万字。而在随后的资料修订过程中,他们又得到由中信、光大等九家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组建的“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大力协助。同时,筹备组也邀请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同仁和一些证券商共同讨论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各国交易所的管理架构和组织架构的利弊。

由于法律法规既庞大又严谨,因此讨论中充满了“火药味”,大家不是为一个理解争论,就是为法规内涵吵架。为了待遇可以互相谦让,可是为了法律法规人们唇枪舌战,争得面红耳赤。筹备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写一摊、分工合作,最后由王健和禹国刚总纂。

1989年9月,在领导小组指导下,专家小组完成了深圳证券市场法律和交易所章程、运作办法的编制——《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简称“蓝皮书”。“蓝皮书”主要参考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则,是全体筹备组成员集体编著和集体研究的心血。这部蓝皮书成为了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导纲领。经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反复审查,深圳市政府于1989年11月25日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指定王健、禹国刚主持交易所筹建工作。

 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三、先“出生”,再“领证”

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交割手段比较落后,非法场外交易盛行。“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证券市场的幼苗面临被剔除的危险。”禹国刚说。除此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股份所有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有着较大的争论,甚至在1990年5月禹国刚等人赴京申报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都差点被改成“深圳证券市场”。

7月2日,深圳市正式成立了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8月22日,王健、禹国刚被任命为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主持工作。在有关人员加紧研究、辛苦工作后,经反复修改甚至“激烈冲突”后,一系列的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完毕,特别是实行电脑无纸化交易,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经深圳市政府研究讨论后,决定上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尽管深圳最早向中央申报,但深交所的“出生证”却迟迟未能拿下。

在得知上交所已准备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之后,深圳市李灏等领导及有关人员认为不能“耐心等待”上面批准了,特区就要体现“特”字,可以试办证券交易所,替代深圳黑市交易。11月22 日,深圳市李灏书记和郑良玉市长前往深圳证券交易所了解筹备情况。李灏一进门就问:“准备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王健和禹国刚都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开业。”在听取了筹备组王健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现场观看了电脑无纸化交易的示范运行后,李灏问既然准备工作已做好,为什么不开业?时任人行深圳分行行长的王喜义告诉他们,总行的批文还没有下来。李灏说,那就由你深圳分行下批文。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当李灏准备出门时候,又转身对随行的市领导说,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这样,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在还没得到上级批文只有深圳分行批文的情况下,先于“准生证”诞生。

 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整,王健敲响深交所试营业的钟声。1990年12月1日上午9点整,王健敲响深交所试营业的钟声。

在深交所抢先把“孩子”生出来后,一直为领取正式的出生证而积极工作。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决心要扭转深圳证券交易所“先生孩子,后领证”的窘境。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上海开业先试试,深圳试试再开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4个月的运行看,一切都很顺利,因此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时间是4月11日,而7月3日定为正式开业日。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深交所理事长为王喜义,深交所副总经理为王健和禹国刚。比起试营业的冷清场面,正式开业仪式要盛大热闹得多。出席开业盛典的最高级官员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同时有时任广东省长朱森林、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时任深圳市长郑良玉、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领导同志。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典礼现场。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典礼现场。

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致词,他说:“作为特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的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不仅标志着深圳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也为我省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致词说:“把一批符合规范条件和产业政策的公司推出上市,扩大我市股票交易的市场容量和规模,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四、几经磨难,渐入规范

1991年,先前柜台交易时期潜伏的股市狂热后遗症逐步显露。就在深交所开业以后,股市连续暴跌10个月,经历着一场风暴的洗礼。对此,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实施积极的“救市”策略,中国政府的首次救市行动最终于11月告捷。这次救市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为今后的政府救市提供了参考经验。

但时隔不到半年,再次发生震惊全国的“8•10”事件,诱发沪深股市大暴跌。权力腐败成为此次风波的导火索,错误的股票发行方式是直接原因,而最根本原因在于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来管理股份经济。此次事件也让人们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将整个市场纳入了监管范围,为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起到不可忽略的监管作用。由此看来,“8•10”事件既是一次教训, 也是一次新经验的萌发。

 股疯—1992年的“深圳股潮”股疯—1992年的“深圳股潮”
 1992年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1992年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深交所的诞生一波三折,但即使在它出生以后,也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发展中伴随着混乱和问题。从最先被开设,到一度险遭关闭,作为一块试验田,深交所从未忘记自己“开拓创新”的使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一项项重任—正如深圳这座城市。未来,深交所还会面临着下一轮的新挑战,“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教训里,我们认识到证券市场是最敏感的市场、风险最大的市场,要搞好这个市场最重要的就是依法治市。”

  

(本文根据《深圳口述史》、《亲历者说》之禹国刚访谈文字实录、禹国刚《深交所是怎样建起来的》、王喜义《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始末》、徐景安《谈“8.10”股市风波深层原因》、吴晓蕾《深交所:一直都是试验田》等文章整理而成)

2015年07月02日  人浏览

    深交所成立大事记

    1990年12月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深安达”成为深交所第一家上市公司。

    1991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成立。12月18日深交所发行B股。   

    1992年10月开始发布A股、B股分类指数。   

    1993年7月电脑交易系统实现了从微机网络系统到TANDEM系统的切换。   

    1994年8月调低A股交易手续费,由异地5‰、本地4‰统一调至3.5‰。   

    1995年1月1日A股及基金交易由T+0交收改为T+1。   

    1996年3月18日,编制并公开发布深证基金指数。   

    1997年6月2日“红马甲”正式退场。标志深交所A股市场完全实现无形化交易模式;9月3日,桂敏杰为深交所总经理。   

    1998年1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999年6月1日,B种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千分之四降至千分之三。   

    2000年9月4日张育军为深交所代总经理;9月18日创业板市场的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停发新股。   

    2001年7月16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2002年12月,2月大宗交易实施细则;12月QFII证券交易实施细则。   

    2003年5月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制度;6月B股证券账户号码由8位升至10位。   

    2004年5月27日,举行中小企业板块启动仪式。6月25日,举行中小企业板块首次上市仪式,新和成(资讯 行情 论坛)等8家公司挂牌上市。

    2005年11月21日,黔源电力股改方案获通过,中小板公司股改圆满落幕。12月1日,中小企业板指数发布。

    2006年12月31日,已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505家,占深市应股改公司总数的95.8%,股改公司市值16507亿元,占深市应股改公司总市值的97%。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

    2007年6月1日,中小企业板推行公开致歉和弹性保荐制度,5月10日,加强恢复上市和股改方案实施复牌首日股票交易风险控制。

    2009年6月28日,组织交易系统应急演练测试,7月1日免除四川、甘肃、陕西等地震灾区上市公司2008年度上市费。

    2010年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28家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挂牌上市。

    2011年11月28日,深交所发布《关于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方案》(征求意见稿)。

    2012年3月7日,深交所发布《关于完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的通知》,对盘中临时停牌机制做了进一步完善。《通知》自3月8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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