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陈云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6月11日 人浏览

走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陈云

导读 2015年6月13日是我国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深切缅怀陈云对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绝不仅仅是颂扬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评论]

一、率先主张邓小平复出,打开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明确指出这次会上不要讨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但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云,却在小组讨论会议上以书面形式发言,专门讲了这两个问题,一是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二是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 

陈云对“天安门事件”讲了四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有诡计。” 

这个发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用意不言自明。谈到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时,陈云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由于陈云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支持。 

陈云在党内的地位及其影响、他的发言的代表性,促使中央不能不郑重考虑他的意见,不能不重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1977年5月3日,中央把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实际上同意了邓小平出来担任领导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可以说,陈云对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九个月就恢复了一切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要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陈云的提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最终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首倡《决议》要对党的历史作全面回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干部就要求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三中全会后,这种呼声更加强烈,还要求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要求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恰当的评价。国际上也在观察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分注意。 

陈云对这个问题采取很谨慎的态度。他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将来适当的时候要总结,但现在不忙”的意见,同邓小平的看法是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的在《决议》中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先后两次约见胡乔木,主要就决议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讲话,为《决议》如何评价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既要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要坚决地维护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决议》起草时遇到的巨大难题。在具体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陈云的功劳是建议在《决议》里专门加一篇话,讲建国前党的历史。他指出: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吸收了陈云的意见,加写了有关部分。他与胡乔木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的建议一起,对解决《决议》的难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难题的解决,使《决议》达到了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三、倡导并成功地实现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 

受“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严重失调;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使原已存在的问题日益加剧。陈云一直密切关注着经济大局的发展动向,对这些问题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识。 

1979年3月14日,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写道: 

  

3月2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支持陈云的意见,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随后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陈云的思想,确立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这次开了24天的会议在统一认识上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不少原拟兴建的大项目下马了,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对宝钢是不是应该搞下去,必须由中央作出决断。陈云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还对宝钢建设进行实地考察。6月16日上午,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下定决心将宝钢建设“干到底”。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大形势下,对宝钢建设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然而宝钢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经过七年多的建设,1985年9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 

  

  

由于当时大家对加快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对改革开放的积极性都很高,经济调整即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因此受到的阻力很大。经过一年多争论,在陈云的一再坚持和具体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成功地贯彻到1984年。调整方针的确定成为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1983年我国实现了1981至1985年的五年计划的目标,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这就为十二大确立的发展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保证了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四、“双手赞成”安徽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虽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还是坚持和改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只允许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然而,那时安徽等省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引起上上下下热烈的争论,使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地区感到比较大的压力。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据当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他当时首先是跟陈云同志商量。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大会休息时,他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以后,他又同小平同志谈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他们的支持,使万里心中有了底。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肯定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不必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篇谈话对实行农村改革的地方给予了巨大支持和鼓舞,也给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印发了会议纪要,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必要措施。到1981年底,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自此,农村改革的大势被确定下来。

五、支持办特区并主张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试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主张,陈云十分支持:“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他提出,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加快发展民族工业。一是要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二是经济特区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他主张让出一些国内市场,以吸引外资,同时提倡民族工业加快发展。他说,“‘一定比例’可大可小”,“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借外债的禁忌被彻底打破。对此,陈云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但同时,“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还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优惠贷款。 

他还赞成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投资、搞合营的建议,并把这一设想上升为对外开放的一种战略。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向国外钢铁企业投资,订购钢材,这不是卖国,是爱国”。主张中国企业以投资、合营等资本并购方式,积极走出国门。此外,他还积极提倡劳务出口。他的这些意见对于我国后来制定“走出去”战略,并最终形成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产生了积极作用。 

陈云在推进对外开放战略当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说:“出口贸易,为了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必须统一对外”。对外开放初期,出现了一些国有资产流失、“肥水外流”的现象。陈云要求相关方面高度重视、尽快解决,并提出推进外贸体制改革,“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统一对外”,“必须研究出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保证“肥水不落外人田”,坚决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六、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中,就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他倡导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主张给市场经济以一定的地位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份提纲一方面强调要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按比例发展,同时也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要按价值规律调节。由于当时人们还普遍地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提纲突出地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一点,而这也是党内最早的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针对1980年后出现的只强调市场调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忽视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的倾向,从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陈云先后四次谈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主张为十二大采纳,被确定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 

中共十二大后,陈云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摆脱国家总体计划的错误倾向,把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个比喻是黄克诚首先提出来的,这引起陈云的重视。1982年11月至12月,陈云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用“笼子”与“鸟”的比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认识的深化。 

七、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

早在1950年4月7日,陈云在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这是最早从工作方法角度阐述“摸着石头过河”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先后多次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讲到要“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以《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为题发表讲话。他指出: 

  

  

1984年6月30日,陈云在中联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验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陈云再一次强调了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1988年5月12日,在杭州同浙江省负责人谈话时,他又指出:“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这是陈云最后一次谈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也是他唯一一次对那些误解甚至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人的反批评。 

陈云所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要理论指导的所谓“胡乱摸索”,而是在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前提下的大胆探索、大胆试验、尊重规律、稳步前进的科学方法。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看作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没有出现大问题,即使遇到风浪也能很快平息,这与改革开放过程中谨慎态度和稳重主张是分不开的。 

(本文根据《陈云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初探》、朱佳木《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等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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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生平大事简表

    1905-1929年

    1905年6月13日,诞生于江苏青浦。

    1925年参加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次年领导青浦县小蒸等地区农民武装暴动。9月,任中共凇浦特委组织部部长。

    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书记。

    1930-1939年

    1930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次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2年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部长。10月,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参加长征。不久,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9月,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等情况。

    1936年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7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援接西路军余部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11月赴延安后,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8年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1949年

    1942年参与领导整风运动。

    1944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9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1月,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0月,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与萧劲光共同指挥“四保临江”战役。

    1948年7月,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0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1月,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书记处书记。

    1950-1959年

    1950年2月,主持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实行财经统一管理。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3年10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作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

    1959年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和调整当时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

    1960-1969年

    1962年2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1969年被下放到南昌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1970-1979年

    1973年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

    1975年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6年积极支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77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80-1989年

    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1年3月,参与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要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

    1985年6月,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一起抓。

    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9年支持党和政府平息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

    1990-1995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过着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在北京病逝。6月,经修补增补的《陈云文选》一至三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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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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