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

——1979年谷牧考察广东、福建两省筹办特区纪实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5月19日 人浏览

“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

导读 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队先后考察了广东、福建两省,正是这次长达20多天的考察,让我国试办出口特区的重大开放政策切实落地。[评论]

一、广东向中央要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精神束缚,抬头向洋看世界,观察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时,世界上有500多个国家设立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经验。

这种经验启示人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以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促进国内建设。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为此,谷牧在党中央、国务院指示下,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

二、谷牧广东、福建之行的基本路线

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 (谢明)、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在广东18天,谷牧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同志座谈讨论,先后看了广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中山、新会、汕头等地,还约见时任港澳工委书记的王匡同志到广州交换了意见。当时,叶帅在广东,谷牧专门去作了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在福建8天,除在福州与廖志高、马兴元、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讨论外,在从广东去福建途中看了漳州、厦门、泉州等地。

三、“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

5月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广东省委详细汇报后发表意见,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在深圳考察时,谷牧强调指出,“我们搞特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

5月16日,谷牧在刘田夫陪同下视察珠海市。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晚上,刘田夫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作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富的广东,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14日、20日,谷牧同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指出“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是完全正确的。广东也完全有这个条件。”他又说,“我们想通过广东吸取经验,解决全国的问题,来考虑全国的体制改革。”

四、共同研究特区“大包干”的新体制

谷牧带领工作组来广东后,同省委一起,共同研究在中央统一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新体制。他强调,“实行新体制,涉及到整个经济工作,包括计划、外贸、财政、商业、物资、劳动、物价等管理体制都要进行改革。这是一项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我们没有经验,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通过试点,积极慎重地进行。做到方向明确,态度坚决,步子稳妥,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从现在起,就要组织力量,抓紧时间,按中央指示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项提出方案、办法,成熟一项办一项,不搞一刀切。”

谷牧沿途与相关同志讨论并分析广东、福建省市的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目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增强地方经济活力,加强对外经贸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集中大家的意见逐步形成的大体思路是:

按这个思路,谷牧分别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谷牧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去福建省那一路也同时组成了文件起草小组。文件都是以广东和福建两个省的名义起草的,采取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形式。广东省由于先行一步,经验多一些,文件也起草得快一些。6月6 日,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见广东省的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就决定去福建,亲自去帮助他们搞出文件。他率团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五、“还是叫特区好”

谷牧回京后,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时,谈到准备划出办区的四块地方,应当如何命名等。当时,国外有的称之为“出口加工区”,有的则是“自由贸易区”,或是“投资促进区”等等。邓小平表示很赞成办此类区,并且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中央随后即接到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1979年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这两个报告,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根据《谷牧回忆录》;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罗木生、王琢、李美清《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由来与初期探索》;刘田夫口述《广东向中央“要权”,中央要广东“大搞”》;霞飞《创办经济特区前后》整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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