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

——纪念任仲夷诞辰100周年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4年09月18日 人浏览

“为了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

导读 任仲夷是我国公认的改革开放的先驱,是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任老率先旗帜鲜明地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毅然为真理的卫士张志新烈士公开平反;在辽宁全省大帐旗鼓的开展农村致富大讨论;首先在金县铸造厂实行利润包干;大声疾呼为企业“松绑”;提出“允许变通,不许变相”的创造性执行中的中央政策的灵活措施;在广东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排污不排外”的原则,等等。任老睿智、开明、敢当,始终伫立在波涛汹涌的改革浪潮之上。任老更是历史和真理的忠实信徒,一生“为了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而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在任老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可敬可佩、忠贞不渝的改革践行者,信息库特推出本专题。[评论][任仲夷人物专题]

一、为真理标准而呐喊

1.率先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省委第一书记

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还不到三个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便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并指示于同年2月7日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这个观点昭示全党和全国。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这时他想到的是:“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有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前,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透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指出,吴冷西的这篇作品,“极力摆出一副似乎是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样子,对别人采取歪曲、诬蔑的手法,把自己编造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任仲夷被公认为最先以大无畏精神,战斗在这场大论战最前列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之一。陶铠、张义德在《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张湛彬在《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一书中说:“宋平、杨易辰、任仲夷是率先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省委第一书记。”(详细)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前左)与任仲夷(前右)在本溪火车站亲切交谈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前左)与任仲夷(前右)在本溪火车站亲切交谈

2.接连写下两篇战斗檄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正式揭开思想大论战的帷幕。就在此文发表第三天,任仲夷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防止“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

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正如《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作者李艳所说:“任仲夷的文章立意鲜明,主题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它必然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大的解放,使人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更大更快的步伐’。”“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于9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于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任仲夷的又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极左谬论和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详细)

3.勇踏禁区立场坚决为张志新昭雪

任仲夷于1977年3月调到辽宁,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当时时任中央主席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他为张志新题词,他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似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详细)

 任仲夷 张志新 胡耀邦任仲夷 张志新 胡耀邦

二、披荆斩棘的改革者

1.南下接棒耕耘“试验田”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去担此重任。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赴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任仲夷和梁灵光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详细)

 任仲夷(左)和梁灵光在上世纪80年代主政广东任仲夷(左)和梁灵光在上世纪80年代主政广东

2.破除“缓改革”误区

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调整和稳定经济。准备压缩基本建设,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此时,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面临这种严峻局面,不能不令任仲夷思潮起伏,心情复杂。

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作了四次发言,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极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意见:“我希望中央和国务院在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强调把经济搞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免使干部和群众误以为政策又‘翻个’了。政策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就是‘折腾’,就会引起波动和造成损失。我认为这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工作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我们有些部门的干部,本来就习惯于统死,一阵风退回去,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详细)

3.勇过“特区风波”

最严峻的考验之二是在1982年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用任仲夷的话来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政治局某常委看到中纪委的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陈云同志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同年2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广东。任仲夷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划清政策界限,并主动承担责任。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否定了中央个别负责人提出的要从严处理一批人,以儆效尤的主张。

任仲夷在面对不同看法时,说到:“不能笼统地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在考虑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任仲夷找了胡耀邦同志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详细)

 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4.给蛇口“放生”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任老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广东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由任老主持。就是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详细)

三、历史和真理的忠实信徒

1.一退到底

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辛苦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详细)

 任仲夷老年生活任仲夷老年生活

2.参加党代会最多的正式代表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

“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他早已卸任。按照惯例,组织上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按程序选举时,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并全票当选。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也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每一次开会,他都要大胆建言,语出惊人。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审议报告时,认为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因为计划经济正面临着瓦解。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作为其主要内核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前加以重视的。后来报告审议稿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详细)

3.为了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目光焦灼。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他那衰竭的大脑却像一架沉重的机器,吃力地运转着,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听到了远处深厚的声音,那是天籁,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这个民族的明天……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2002年,他在《同舟共进》杂志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除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无不别具新意,动人视听。(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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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生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

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

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辽宁任职期间,曾主持张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广东任职期间,大力开展市场经济试点,使广东走在全国的经济前列,并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

人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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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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