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改革思想“大碰撞”

——摘自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4年09月10日 人浏览

三十年前的改革思想“大碰撞”

导读 1984年9月3-10日,一群富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人相聚莫干山,就改革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霎时思想火花四溅,热潮涌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改革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向决策层递交了若干重要建议,促进“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在理论界形成了浓厚改革理论探讨氛围,使得一大批有志改革研究的青年学者暂露头角,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这次会议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为缅怀三十年前莫干山上的改革激情和时代责任感,信息库特选登常修泽教授的《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一文与读者共享。[评论]

一、会议背景和筹备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其中,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当时正处在博弈时刻),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之一《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先生在讲话中这样评价。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方视察,返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决策层身上。基于上述背景,中共高层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本来,在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例如,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中,就指出“现在我们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挑战。”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例如,参加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袁木给胡乔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据史料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前夜,国家正面临历史性抉择。

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1984年6月,中央领导提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为此,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大胆探索”,为中央献计献策。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莫干山会议如期举行。1984年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内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述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124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大会后,转入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专题讨论。在北京筹备阶段,初步构想分为5个组,即基本理论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政金融商经组。到了莫干山上,考虑到改革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加之会议人员较多,故专题讨论组有所拓展,增加到7个,而且顺序有所调整:第一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第二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第四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外交流比较频繁,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

二、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提出

说来令人颇为感慨,当初在北京开始筹备阶段,原设计的5个组中并没有价格组,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势”,使价格改革问题成为会议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那么,是一种什么“时势”呢?后来我在有关文献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他说:“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他们认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现在中国有此条件,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

非常巧,9月9日正好是在莫干山会议期间,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构思应该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酝酿已久的。这就是会议所面临的巨大“决策需求”。而从“供给方”来说,莫干山上恰好集中了一批国内“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这些青年学者不负众望,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提出了各自看法,成为会议“亮点”。

关于价格改革讨论的主要观点,一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问题。在会议上,对“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中青年是有共识的。二是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问题。一种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第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第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第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四是价格改革报告的形成、上报及中央决策层批示。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三、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莫干山会议的讨论,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还有一组讨论也十分活跃,这就是“对外开放组”,会场设在329牧师别墅。大会印发的《会议情况》第一期,就是“第三组(对外开放组)的讨论综述”,题为《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先导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见这组在会议上的活跃程度。该组组长是会议主要发起人之一朱嘉明,成员有上海的陈申申、陈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郝一生、杨海田,广州的张向荣,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梁宪等(除沿海城市外,内蒙的郭凡生、陕西的张宝通等内地代表也曾到组参与讨论)。

由于该组成员总体而言有国际视野,开放意识比较强(有人戏称该组为“当代洋务派”),而且在此前多数成员对深圳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作过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因此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扩大对外开放,而是如何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的战略问题(如前所述,1984年春节,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本组讨论即是对邓小平广东视察谈话的回应)。

笔者参加了这组的讨论,且有写随记习惯,掌握情况比较详细。一是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使沿海地带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有机结构与系统的建议。二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战略发展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整套新的经济体制与之适应。不仅如此,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还可能成为全国改革的突破口。有必要在“区域的整体改革”和“整体的局部改革”两个方面摸索新的改革路子。三是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上海代表陈申申等十分重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作用,郭凡生(内蒙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对经济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朱嘉明执笔的专题报告指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与上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相联的,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改革问题。会议组织者在确定选题时意识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唯有此,才能对价格信号和国内外市场作出理性的反应。围绕此问题,讨论中要点有三: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问题;二是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问题;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

五、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也许是与金融改革组曾经聚会的原因,笔者在会议期间一直关注并钟情于金融改革的讨论。这个组有一批金融专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刘渝、齐永贵,广东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沈水根,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肖帆等。9月4日,全组首先从宏观上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子”。9月5日在蔡重直主持下,重点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9月6日在沈水根主持下,重点讨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问题。9月7日在肖帆主持下,重点讨论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从发言看,这些代表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颇为积极。这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

六、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

依笔者在莫干山上之观察,农发组和中央书记处农研室的力量,是本次会议上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由于有一批对农村发展素有研究的学者如王岐山、陈一谘、周其仁、裴长洪、白南生、左芳等代表参加,所以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讨论比较深入且居于前沿。[15]一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判断问题。会议认为,我国农村面临着新的转折。连续几年成功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深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全面改组农村产业结构的新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也为完成这个更深刻的变革准备了条件。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酝酿,城市和大工业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巨大生产力的初步释放,同农村已经实行的改革汇聚到一起,相互激发、势不可挡。新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在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思想认识和解决办法(注意:本组一开始就提出“决策参考”问题)。二是关于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三是关于变革农村产业结构问题。讨论成果最后由王岐山、周其仁执笔完成题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报告,上报中央。3个月后,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进行第二步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改革”。

七、会议的效应和影响

1.直接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渝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或提纲写作)。经过几天紧张的分析和整理,于9月15日完成8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后有两个附件)、《关于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应有“国营”二字———笔者注)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产业结构》、《关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

8份专题报告完成后,遂派代表向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张劲夫听后,问了一些情况,于9月20日首先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从一个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2.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莫干山会议除了为中央献计献策以外,还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入探讨。就在会议开过不久,《经济日报》接连开辟五个专版,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会议18篇理论成果。分别是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陆丁、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张宝通的《联产承包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张太平的《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王长远的《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郝一生、杜厦的《搞好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配置》;夏禹龙等的《借鉴特区形式,开发新兴工业》;朱嘉明、何伟文的《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金岩石的《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沈水根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的《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其他报刊也有论作发表。上述刊发的会议成果,涉及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发表之后引发了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开始注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不少青年经济学者积极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高潮,并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前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3.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

从历史长河来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青年一代的崛起是必然的,莫干山会议则对当时青年一代的崛起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此次会议涌现出一批人才,中央领导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批中青年,并找中青年座谈。会后,一批中青年进入政府部门(比如田源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吸纳“上山者”参加,如张维迎就是在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的。这些中青年进入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后,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应对“体制同化”的考验)。除中央外,地方政府也注重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河南曾到北京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组成河南咨询团,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委托经济日报社组成“上海经济工程组”,北京、天津等中央直辖市和有关省份也纷纷成立中青年经济学会。

其次,直接催生《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这家事实上民间的学术刊物,以京津沪为核心,聚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活动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

4.形成一股新的会风并影响后世

莫干山会议的会风和文风是比较独特的,这群年轻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携带一股清新的空气,向长期以来国内盛行的沉闷、僵化的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提出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贾春峰先生当时曾专门写了一篇《理论界,一股新风扑面来》,予以赞扬。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以文选人”。为此,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题写了著名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二是自由讨论。莫干山会议除了“以文选人”以外,还特别鼓励学术争鸣,注重维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王岐山说,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会议倡导批评,追求真理,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贾春峰说:“当我听到那些富有哲理和激情的发言时,阅读到那些来自改革第一线的调查报告时,似乎有一种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挂牌辩论”的方式,并延续下来。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在阐述莫干山会议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冷静的思考。当时有学者曾指出,“在这一代经济科学工作者中,应当产生经济学大师。”28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大师还没有产生的迹象。或许时间依然短暂,或许条件还不成熟,但这也恰好说明,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路程还很漫长,还很艰难,有待于全体经济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矢志不渝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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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国改革信息库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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