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薛暮桥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4-7-20 第8

改革开放中的薛暮桥

导读 薛暮桥,生于1904年,在其饱经沧桑的一生中,这位新中国的改革老人用生命书写了百年“责任、求真和忠诚”。薛老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市场取向改革坚定倡导者、积极推动者。一位经济学者这样缅怀薛老:“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薛老的人生已经是只能在影影绰绰的历史中寻觅的一部传奇,薛老的身影是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眺望的一座灯塔。”为了不忘却这部传奇,在薛老逝世九周年之际,信息库特推出此文,以表敬意![评论][薛暮桥人物专题]

一、忧国如家,顶流而上——冲破左倾“禁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但1977年和1978年两年间,全国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薛暮桥忧心忡忡,再三思虑之下,率先对以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为突破口,上书中央直陈利弊,试图冲破“左倾”禁区。

薛暮桥先生80年代做报告薛暮桥先生80年代做报告

1.忧心反思“洋跃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然而在薛暮桥看来,1977年和1978年这两年,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遇到了严重阻碍。对此,薛暮桥忧心忡忡。薛暮桥深深的感到,“只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不够的,还必须纠正过去20年的“左”倾错误,否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能走上正确道路的。”(详细)

2.上书中央,直陈弊病

薛暮桥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上书中央,倾诉他的意见。薛暮桥回忆道:“20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少数同志认识得早一些,但,往往还心有余悸,不太敢讲。要冲出这个禁区,实非易事。”1978年4月18日,薛暮桥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提出“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详细)

薛暮桥先生薛暮桥先生

3.1000万册的心血之作

薛暮桥受到鼓舞,下决心冲“禁区”。他感觉总结20年经验教训,批评左倾错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需要写出系统的论著。1978年10月,他带领几位助手到外地专心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本书出版后,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详细)

4.1979年经济调整之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贯彻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理论界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薛暮桥认为“这不是好主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薛暮桥感到,当时中央关于调整的决定贯彻的相当困难。原因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许多干部习以为常,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加之许多干部急于求成的情绪十分强烈,不少地区部门迟迟不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详细)

薛暮桥同经济学家苏星(左1)、吴凯泰(右2)、何建章(右1)、于学本(左2)在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时的合影。薛暮桥同经济学家苏星(左1)、吴凯泰(右2)、何建章(右1)、于学本(左2)在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时的合影。

二、开拓创新,襟怀坦荡——勇指市场取向改革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1980年,薛暮桥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同志合影。1980年,薛暮桥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同志合影。

1.最早市场取向改革的纲领性草案

1980年上半年,薛暮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研究上。这年年中,国务院设立的体制改革办公室,薛暮桥被任命为顾问,协助体改办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详细)

2.涉入改革新目标争论

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平息后,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大会确定了要继续搞好治理整顿的方针。经过一番治理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出现了市场疲软的苗头,不少工厂被迫停产减产,企业亏损面扩大,经济效益下降。薛暮桥密切关注这一现象,他发现“这次治理整顿”与以往不一样,突出表现是“当时的市场疲软呈现了很不平衡的现象”。薛暮桥感到“要解决深层次问题,还必须寻求根本治理之策,也就是依靠推进改革来求得长治久安。”(详细)

1984年10月28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五十年茶话会”上与薄一波、习仲勋同志在一起。1984年10月28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五十年茶话会”上与薄一波、习仲勋同志在一起。

三、求真务实,恪尽职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倡导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这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但如何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于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已过不惑之年的薛暮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货币与价格理论、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等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由于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1994年10月25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与朱镕基、胡绳、孙尚清同志在一起。1994年10月25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与朱镕基、胡绳、孙尚清同志在一起。

1.要把“漏洞”改成“大门”

他是最早在理论界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如果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薛暮桥在一次会议报告上曾说:“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详细)

2.“管住货币,放开价格”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薛暮桥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和担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不改革僵化的物价管理体制、理顺价格体系,是不能正常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因此价格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82年,他曾就此问题与前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等专家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详细)

薛暮桥先生在香港讲学时留影薛暮桥先生在香港讲学时留影

3.“要用银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

薛暮桥一再强调,“目前我国的银行不像银行,像个行政机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银行机关化,而要尽可能使它企业化。要用银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现代化的经济,要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实现经济现代化,银行要先行现代化。”(详细)

4.从“分灶吃饭”到“划分税种,实行利改税”

面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带来的问题,薛暮桥再三思虑,认为应该采取“分税制”的办法。他主张,财政的分级管理要划分税种,同时要划分财政收支的分级管理。1983年国务院决定改“分灶吃饭”为划分税种,并实行利改税。利改税后,财政体制改革前进了一大步。(详细)

薛暮桥留影,天安门照相个体户摄薛暮桥留影,天安门照相个体户摄

5.外贸“统一管理、联合经营”

薛暮桥1980年去香港讲学时,看到对外贸易体制问题很大。薛暮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许多爱国华侨向他批评我们的外贸体制,询问他的意见,他说,对外贸易独家经营是不对的,但像现在这样多头经营也不行,应当改为“统一管理,联合经营”。(详细)

四、亦儒亦吏、亦官亦学——毕生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融合

“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薛暮桥女儿薛小和回忆道。(详细)

薛暮桥的部分经济理论专著薛暮桥的部分经济理论专著

参考文献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
薛小和:百年沧桑,一代宗师
薛小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若干措施形成的回顾
吴凯泰:薛暮桥一生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薛暮桥:第一代经济学家的背影
晚年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薛暮桥:他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
把“漏洞”改成“大门”薛暮桥
怀念我爸薛暮桥
薛暮桥教授和北京大学
薛暮桥:巧计立大功
薛暮桥:从计划经济的领导者到市场经济的开拓者
薛暮桥:“牢监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大师

百年人生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起名薛与龄,曾用名薛雨林。

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1966年,直接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消除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数次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并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物价管理体系

从1977年开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反思20多年经济发展的教训,呼吁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8年上半年,到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调查研究,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试点。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两位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9月在受委托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关于社队企业问题的报告,主张积极支持社队企业发展。12月,到杭州开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

1979年2月,向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提交书面发言《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3月24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7月11日,在中央党校作《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7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11月27日,在辽宁省干部大会上作《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印数近1000万册,被中宣部指定为干部必读图书,成为总结经济建设经验、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并被译为多国文字

1980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调整国民经济中要广泛寻找生产门路》。6月-7月,在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方案。9月,奉命在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1981年,1月14日,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上讲《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综合平衡》。3月下旬在全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6月在中央党校讲《现阶段的国民经济的调整》

1982年,7月,参加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在莫干山同世界银行邀请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合开的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针对国际友人对我们在改革问题上是否要走回头路的疑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不会变。

1983年初,国务院委托经济研究中心先后研究财政管理体制、银行体制、外贸体制的改革问题,要求提出改革方案,薛暮桥主持此事,经过各有关单位多方面的研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先后提出了这三个体制改革初步方案,均被国务院采纳。

1984年,下半年,就当前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问题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关于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认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指出现在到了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应积极而慎重的推进价格改革。

1985年,1月7日,在九省市经济研究中心座谈会上发言,指出目前出现了宏观失败、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形势,必须及时采取措施。9月,由世界银行出面邀请当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参加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论坛会”(“即巴山轮会议”)。由薛暮桥致开幕词。

1986年,写信给时任总理,指出各地急于求成劲头很大,希望中央不要再去鼓气、加油。认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求平衡,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7年,7月,为了坚持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写《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一文,发表于《经济纵横》第9期。

1988年,5月再次上书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给当时在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要加速物价改革的设想敲警钟。6月,参加国家计委关于物价问题的座谈会。会上发言写成《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一文。

1989年,1月在《求是》杂志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阐述了“衡量某一种经济成分应当继续发展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989年5月,在国家计委会议上作《制定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发言,提出在治理整顿期间,应当做好建立新的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准备工作,包括财税、金融改革。

1990年,针对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新情况,写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一文,主张在适当调整紧缩力度。7月参加政治局常委邀请部分经济专家召开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座谈会。月中,在烟台给江泽民、李鹏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提出要抓住目前花了很大代价取得的社会总供求接近平衡的时机,推进以建立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10-11月,多次在讨论会上发言写文章,如《怎样深化改革》、《理顺物价、平整市场、深化改革》、《关于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1991年,1月,在耄耋之年,面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春夏之交因患“帕金森”症住院。

2005年3月,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摘自《薛暮桥回忆录》、《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

学术精华

音容宛在

薛暮桥在1978年

1978,这一年正是薛暮桥破茧而出、化蛹成蝶的一年。在这个年代之前,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耕作。但从这个年代开始,他深入系统地批判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并吹起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号角。这一年他突破的不仅是政治上的禁区,更主要是打碎了自己精神上的桎梏。这一年他给人耳目一新的转变,确立了此后二十多年他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这一年他展示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与人格魅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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