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改的艰难历程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4-5-8 第4

中国房改的艰难历程

导读 无疑,推行住房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房改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质量改善的速度和水平,不仅为中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房改显然是中国成功的改革之一。作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行业之一,中国房地产业凝聚了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同时也体验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住房改革的成与败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住房改革的方向。是制度落实不够?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中国房地产业到底在走着一条怎样的路?[评论]

无疑,推行住房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房改3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质量改善的速度和水平,不仅为中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房改显然是中国成功的改革之一。然而,在房改进程中,少数却借助政策的漏洞,或座拥多套豪宒,或一举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多数人却因不断攀升的房价而望房兴叹,或者为了一爿居所倾尽几代人积蓄、或者沦为背上几十年债务的“房奴”。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一些人把问题归咎于住房市场化改革。自2006年以来,随着“房价高、住房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住房改革“失败论”也在抬头。

房改“失败论”者认为,尽管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造就中国楼市的繁荣,改善相当数量的人的居住条件,但其市场缺陷也日益显露,并不断诱发出社会不和谐因素。从中国住房改革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行业之一,中国房地产业凝聚了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同时也体验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阵痛。

住房改革的成与败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住房改革的方向。是制度落实不够?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中国房地产业到底在走着一条怎样的路?

一、中国房改的前世今生

解放以前,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和内地中心城市,开始孕育新兴的房地产市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关闭了房地产市场,同时封杀私房租赁经营。此后,逐步形成镇居民住房的统建统包体制,实行公屋的无偿分配。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建设规模远远满足不了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这种体制运行29年之后,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一家三代挤在十来平方米的斗室的情况在一些城市并不罕见。

改革开放,住房问题成为中国城镇的头号难题。推行住房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土地资产从无市场价值的行政划拨和住房资产不能进行市场交换的行政分配,转为不断升值的公民所有的社会财富,是中国成功的改革之一。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质量改善的速度和水平,不仅在中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

1980年4月,邓小平就城市住宅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以可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调整”。随后中央发出“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通知,由此揭开中国房改的序幕。

1980年代前期房改的重点是补贴售房。由于出售公房单位和政府补贴量大,而地方政府往往将所应承担的补贴转嫁给单位,单位不堪重负而使补贴售房的梦想破灭;另外,一些官员以权谋私,占用数套住房并不鲜见;即使买房,也只是象征性交钱,民愤极大。1986年3月,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坚决制止贱价出售旧房,城镇公房原则上全价出售。此后,各地基本停止补贴售房、贱价售房。

1988年1月15日,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宣布,从当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分期分批地推向全国。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思路是提高房租,增加工资,鼓励职工买房。然而,就在房改正式启动之时,便遭遇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在此局面下,银根紧缩,许多刚上马的住宅项目被明令停建,尚未收到任何成效的第一次房改便匆匆以夭折。

1989年2月15日,北京首次出售商品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一扇门,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关住房的新的历史时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地产市场化,使少数人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就从这里开始了。1989年2月15日,北京首次出售商品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一扇门,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关住房的新的历史时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地产市场化,使少数人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就从这里开始了。

通胀持续两年,终于在1991年得到遏止。10月17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较大幅度调高公房租金,将住房的实物福利分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工资分配。同时,大多数城市开始测算、研究,拟定本地房改的整体方案。职工可以标准价购买公房的部分产权,房改从少数试点城市推进到全国。

但房改方案一直存在租售之争。1990年代初房改再次起步时,争论如火如荼。提租阻力最大,因为旧住房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各级官员。房改因此绕道回避,以低价售房来甩掉提租包袱;而低价售房又产生新的社会不公,一卖了之的做法被制止。

鉴于提租幅度远赶不上物价上涨,住房维修和新建住房成本也在迅猛上涨,房改由此陷入僵局。于是,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住宅业被确定为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柱产业,住房消费也被作为新的消费热点来宣传。如此一来,就为那些刚从海南、北海“房地产热”中获益匪浅并顺利撤出的房地产商卷土重来提供契机

福利分房福利分房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即国发23号文件)。通知说,1998年下半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而改为货币化分配。停止福利分房后,新建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同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既然有货币化购房政策,福利分房又将终结,银行资金便纷纷投向房地产。据统计,1998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3.7%;而在2000年至2003年,这一数据更是次第飙高,各为21.5%、27.3%、22.8%和29.7%;商品房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34%激增到2003年的93%。

1998年至2002年的房地产投资绝大部分流向商品化住宅,保障性住宅也从政府的视野中消失,规划中的经济适用房也在房地产商的主导下失去应有的济困本意。

房价飙升频频出现温州炒房客的身影。温州炒房客首先就近问鼎上海,上海房市的均价从2001年不到3000元每平方米急骤上扬到2002年的每平方米4010元,2003年更是涨到5118元,涨幅为21%,上海楼市首度成为中国内地房价最贵的城市。

到2010年,当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达到4.6万亿元,其中商品住宅投资额达到3.4万亿元;土地批租费用达到2.9万亿元;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0.43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金额5.25万亿元。中国城镇居民住宅私人产权比重已经高达89%。中国房地产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典型性支柱产业。

回顾新中国成立60余年我国住房制度演变的历史,似乎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

1.政府无力承包全体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统建统包的住房政策,不但缺乏相应的财力,还会因权力垄断和住房匮乏而形成按权分配的特权体制,其微薄的租金更是平衡不了房屋建设的投入产出。中国城镇居民长期住小房、住差房、住不到房、住房不公平的历史情景,不是“无偿分房”和“福利租金”所能掩饰的。

2.在房改过程中,政府不能丢失住房保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房改,本意在于寻找解决历史包袱的新渠道。在取消福利分房之后,政府却没有切实承担对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而是将绝大多数的城镇居民赶到商品房道路。一年矛盾可掩饰,十年矛盾就会大爆发。商品房越发展,房价越是高昂,越发凸显政府保障住房职能的缺失。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是去检讨政府职能缺失,而是指责市场机制失灵,用“看得见”的行政之手去调节“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其实,所有政府都是有限资源、有限能力和有限责任的政府。保障住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任何时候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二、市场化改革在执行中跑偏

1998年,国务院颁布对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23号文件)。从政策定位上分析,国务院并没把房地产业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但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地方政府、却没有把住房改革的重心放在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上。地方政府控制和批租的土地,大批流向商品房市场

1989年2月15日,北京首次公开出售商品房,揭开了住房商品化的大幕。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门未开,已有上千人等候。这里有住房困难户,有些属于观望者1989年2月15日,北京首次公开出售商品房,揭开了住房商品化的大幕。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门未开,已有上千人等候。这里有住房困难户,有些属于观望者

按照23号文件要求,建设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土地供应比例应在60%以上。但实际上,一些城市连1%都不到。比例相对高的北京市,也不到10%。以2003年为例,中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总投资为600亿元,只占当年房地产投资的6%,2004年,该比例更是只降不升。经济适用房政策在住房体制改革过程中旁落为不被人关注的配角。

吊诡的是,2003年国务院又颁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23号文件提出“以建设经济适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在18号文件中变成“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要根据市场需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

中国房地产市场,由此成为由商品房主导的市场。这说明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已从1998年的“有限竞争市场”转变为按“一般竞争市场”来对待。这个政策出台后,2004年房价陡然升高。此后,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一发不可收拾

要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商品房,不仅超越居民收入水平,而且导致房价虚高。住房难,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年轻人举全家资源为结婚买房,本应成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沦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获得数万亿土地出让金,有关系的开发商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落马贪官往往拥有数十套房产。公众的不满情绪由此而来。

1998年起,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飙升到15000元平方米以上。1998年起,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飙升到15000元平方米以上。

面对房价问题政治化,中央不得不多次重申调控房价。但调控政策难免投鼠忌器:房地产不仅绑架了GDP,更绑架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前景,乃至银行业的资产安全。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央的房价政策一直在走钢丝。

那么,中国房价究竟有没有解?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中国房价泡沫的本质。

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房价过高问题。目前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值不过5.1倍,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价泡沫时期的房价收入比也不过15倍左右。因此,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房价严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2007年房价泡沫不同,中国一直严格限制个人房贷。美国房价泡沫的起因是银行不断降低个人房贷的门槛,甚至取消首付款要求,结果滋生大量“次级贷款”。但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并非买房者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的高房价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说它泡沫,在于严重偏离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说它并非泡沫,在于全社会作为整体有合理支付能力来承受目前的房价。

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房价泡沫,并非典型的金融泡沫,不过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集中体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超过贫富分化最严重时期的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于投资相对于股市更为省心的房地产。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元。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的关联,从大量落马贪官有大量房产的案件上一再得到证实。

因此,中国房价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房子太少,而在于分配严重不公:太少的人手中集中太多的房产。这集中表现为高空置率。按国际一般标准,房屋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域。虽然中国政府未能公布空置率数据,但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谢国忠估计为25%-30%。《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有四类房产空置率高达40%左右,其中包括郊区的高档住房、投资性住房、商住两用楼盘和无产权房。央视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660个城市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表示全国有高达6540万套空置房。虽然有关部门后来否认这一数据的准确性,但空置率高当是不争的事实。

理解了中国高房价是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就不难明白房价调控为何如此艰难。解决中国高房价问题,必须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入手:第一,要限制政府权力,从根子上遏制腐败。在存在大量空置房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以大跃进方式推进“保障房”,将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正确做法是严厉打击腐败,将没收的贪官房产公开拍卖,然后以拍卖收入去投资保障房;第二,要通过减税、打破央企垄断等方式还利于民;第三,要开征遗产税,缩小收入差距。显然,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三、房市畸形繁荣的挤出效应

畸形的房市不但是制造中国贫富分化的加速器,更因其暴利对中国经济的其他行业产生挤出效应。就在中国房市刚刚起步的1998年--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3%,住宅销售增长却超过30%。超高额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形成房地产暴利,加速社会贫富分化,同时因其暴利对中国经济其他行业产生挤出效应。据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在《经济参考报》载文指出,中国房市的畸形繁荣给中国经济带来以下四大方面的挤出效应:

呈贡的高端住宅小区,空置率极高。呈贡的高端住宅小区,空置率极高。

一、房地产业的高利润促使许多企业将大量资本投入其中,从而延缓企业的技术更新和研发,长期而言降低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前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平均利润率在8%左右,而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可以达到30%,就连著名家电企业海尔、海信等也经不起高利润的诱惑进入房地产业。2008年全国房地产企业总数达到5万多家。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处于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如果实体产业资金纷纷向楼市转移和集中,那么实际上是在抽实体产业之血,将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可能导致“一业兴而百业衰”的不利局面。前些年有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最近有人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春药”,这些话虽有偏颇,但有助于我们警惕一个趋势,那就是由于房地产业消耗了过多社会养分,最后会造成“富氧化”的蓝藻悲剧。

二、房价虚高、投资性购房过多,抑制居民其他消费。有学者认为,房价上涨将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已说明,通过房价上升从银行贷取现金支持当期消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资产依赖型负债消费”其实是透支未来的消费。特别是在我国,居民的购房需求相当一部分是在低利率环境和其他投资工具缺乏而催生的变相储蓄。由于预期楼价将继续上升,许多家庭抑制其他消费,以支付数额越来越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款,这明显挤出工薪阶层的其他消费需求。也就是说,高楼价是以绝大多数购房者削减其他消费为代价的。从开发商到一些政府官员,似乎已习惯“涨价等于繁荣”的思维,这不仅错误,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房价虚高无疑不利于我国的内需启动。不少人一谈到中国的内需不足,就归咎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其实,目前我国最具消费实力、人数最多的中间收入者阶层,恰恰是房贷压力最大的阶层,他们眼前最直接的压力并非社保,而是高房价和还贷负担。

浙江台州某楼盘新开盘,市民扎堆摇号买房,反映刚需将长期存在。如何考虑平衡投资与刚需,需要发挥税收的作用。浙江台州某楼盘新开盘,市民扎堆摇号买房,反映刚需将长期存在。如何考虑平衡投资与刚需,需要发挥税收的作用。

三、房价虚高将抑制我国城市化进程。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这一“迎接十亿城市大军”的城市化运动,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虚高的房价将使城市化门槛大为提高,并使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在为工业化发展贡献青春后,最终因无力置业,而不得不回农村。中国要加快城市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防止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否则,很可能出现房价不断升高而实际城市化水平升不高的情况。

四、加剧产业结构失衡和能源、资源高消耗。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症结是重工业比重过高。钢铁、水泥等行业过度扩张的动力,很大程度源于房价增长过快。目前,我国住宅建设所耗钢材占全国钢材用量的20%,比发达国家高10%-20%;水泥用量占全国总量的17.6%。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收效甚微,很大程度源于房地产暴利的诱惑。

四、土地财政乱象种种

何谓土地财政?目前虽无明确界定,但其内涵却不难理解,那就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并形成地方财政对土地收益的依赖。严格来说,“土地财政”属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它是十多年来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名,依靠公权力与土地国有的制度安排而拓展的牟取暴利的财政渠道。

2011年,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报批2011年,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报批

其实,土地财政非我国所独有,发达国家也在搞“土地财政”。但是,国外主要是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既体现公平性,也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我国的“土地财政”主要靠增量土地来创造财政收入,并通过抬高地价来赚取更多土地出让金。可以说,在我国,土地财政已构成经济生活中的乱象。

1.土地财政是推动城市商品房价格不断上升的罪魁 在中国,无论是新房上市时百姓连夜排队的火爆,还是社会上拆迁悲剧的频发,背后都有房价不断攀升的影子,而不断攀升的房价又是地方政府拿了大头。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8年的调查: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重高达58.2%,是房地产开发成本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开发总成本构成中,流向地方政府的部分,包括土地成本和总税收占比为49.42%。其中,上海、北京、广州三个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分别为64.50%、48.28%、46.94%。土地成本中地方政府占了如此份额,中国房价焉能不高?

2.土地财政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在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界定,许多地方政府利用“公共利益”内涵的不确定性,以“公益”名义大量征用非公益用地。有资料显示,在某省11个县1996年200个最大用地项目中,属公共事业的仅42项,占21%;属政府机关的10项,占5%;而以营利为目的公司用地148项,占74%。如此滥占耕地,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6亿,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以如此少的土地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其危险性已在不言之中。

3.土地财政带来广阔的寻租空间 不可讳言,土地财政背后隐匿着土地腐败。比如,有的房地产商之所以能拿到地,就是因为和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本身就有政府背景。在我国,集体土地入市场必须先由政府“低价征用”,然后由政府进行出让。这“一征一出”,就产生土地市场中政府、农村集体、土地需求者间利益博弈,进而产生广阔的寻租空间。此过程中,政府不仅没有实际的成本支出,还获得体现国有土地所有权收益的出让金,这部分出让金本身就构成寻租的利益空间。而寻租空间的大小又与购房百姓福利牺牲的大小密切相关,寻租空间越大,购房百姓牺牲的福利就越大。

4.土地财政压缩社会公众的消费能力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主要经济目标是提高CDP增速和增加财政收入,而房地产正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手段。于是从地方政府开始,在房地产供给市场上就出现抬高房价的利益链条。在这一链条中,由于政府握有土地资源,处于利益链顶端。和政府相比,开发商虽处于弱势,但和有住房需求的普通百姓相比,又处于强势。由于居民对自有住房需求的刚性约束,他们不得不承受由于层层盘剥而导致的高房价,进而使得城市中本不富裕的中低收入群体沦为“房奴”。按照国际经验标准,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在2.6:1左右,而中国这一指标却高达7.6:1,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1。由于涨价预期,许多购房家庭只能抑制其他消费,以积攒首付款和支付月供款。有的家庭为支付一套住房的款项,而罄尽三代人储蓄。

5.土地财政已成为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掣肘力量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相随而行。但不知从何时起,土地财政在中国宏观调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这一角色不是由中央政府来扮演,而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抉择。在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卖地越多,“手头”越活,价格越高,收益越多。房价下跌,不仅是房地产税费减少,也是买地收入锐减,这无疑是地方政府所不乐见的。在此情况下,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总不一致。由此可见,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掣肘中央宏观调控的重要力量,并使中央的各种努力大打折扣。

土地财政乱象纷呈,症结不在土地财政本身。正如经济学家华生所说,现在对土地财政的批评,主要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因而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土地供求平衡的作用。这暗含只要不垄断,土地财政就不存在。这并没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土地供给的源头在世界各国都具垄断性。但他们并没形成土地财政,一些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相反借助土地增值的社会分享较好解决土地和住宅的公平分配,从而在上世纪末其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完成时,基尼系数均保持在0.3以下,接近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成为我们今天号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不可奢及的公平目标。可见什么是土地财政的真问题,人们认识得并不清楚。

其实,土地财政的真正危害在于扭曲政府的功能,推升城市化成本。政府本来是公共利益守望者,土地财政却扭曲政府角色,使之成为巧取豪夺的生意人,丧失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倒地财政还产生两个扭曲性结果:一方面,因为政府靠土地买卖牟取暴利,征地价格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激起政府与民众的对抗,推动被征地者要价攀比和城市化成本迅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财政的绝对收益取决于卖地数量和价格,地方政府便和房地产商形成利益依存关系,成了房价高企的共谋者。地产暴利和金融倾斜造成各行各业进军房地产的产业空洞化,但由于楼价和地价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银行的资产安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往往被房地产市场所绑架

显然,倒地财政是政府行为的异化,也是社会矛盾和官民冲突的焦点。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如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政府职能和收入结构调整,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土地、住房和收入分配,维稳与法治等等,都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

五、中国房改正回归正途

房改中的问题,早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但利益格局使然,持续多年的“新政”无疾而终。但执政党毕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在全面深化的改革必将突破扭曲房改的“利益樊篱”,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

上海,2011年11月17日 “输血”保障房,“减压”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开闸”发出新信号上海,2011年11月17日 “输血”保障房,“减压”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开闸”发出新信号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指出,加快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习近平强调,房改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总结我国住房改革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同时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绥阳县举行2013年保障性住房分配仪式绥阳县举行2013年保障性住房分配仪式

要让百姓实现安居梦,保障房建设正如火如荼。2013年,全国计划新开工保障房630万套。截至9月,已开工620万套。保障房建设数量庞大,租赁性质的保障房逐步成为主体。与此同时,城中村改造也纳入棚改范围,享受棚改政策。为保障棚改顺利推行,年初中央安排预算内投资413亿元支持棚户区改造,前不久又追加120亿元。

“十二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这是房改回归正途的标志性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表示,保障房将成为新一届政府完善房改政策的切入口,将形成“低中高”(低收入者有保障房、工薪层有“折扣房”、高档房市场放开)三个体系。一旦政府将所应承担的保障职责从市场分离,届时从规划、土地供应、楼房持有、出售征税上都会有不同的区分,比如取消房产税试点,在高档商品房的买、卖环节都开征消费税,税率由地方政府确定,税收归地方。

可以预见,中国房改的春天正在到来,房改漏洞所形成的民怨将会得到化解。

参考文献:
仲志远:《房改25年》中金在线 2005年10月08日
华生:《土地财政要立即结束》财经网 2012年11月28日
辛波:《剖析“土地财政”乱象》人民网 2010年11月08日
许善达:《保障房将成为新一届政府完善房改的切入口》财经网 2013年11月21日
易宪容:《慎防住房市场再泡沫化》《旺报》 2012/05/31
史宁:《住房改革成与败》《新财经》 2007年09月04日
财政部科研所:《关于“土地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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