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重庆开始推行计件工资制
作者:丁香乐 来源:重庆晚报数字报 原文时间:2009年10月19日 所属领域:收入分配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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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档理由

1890年至1921年31年中,重庆山货业被洋行垄断。先是英商立德洋行,接着是隆茂洋行。英国人立德乐1904年离渝回国后,觊觎重庆山货出口利润已久的隆茂洋行承顶,进一步垄断重庆猪鬃等山货业务。

立德乐开创了重庆猪鬃经营的一个新时代,几年时间便让重庆猪鬃驰誉国际市场,供不应求。为进一步垄断,提高产量,发挥工人积极性,隆茂洋行率先采用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大打温情牌;采用买办制和计件工资制;利用预付货款,采取“套倒打”等。

隆茂洋行等不光开发提升了重庆猪鬃等山货加工产业,而且其百年前率先运用的经营手段,非常科学,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被广泛运用。

首家猪鬃厂遗址在南滨路

据上新街老人张兴中回忆,龙门浩立德洋行当时连绵数里,除仓库和洋人住所外,还有猪鬃厂洗房,一大片矮房子。他懂事时立德乐早已离开重庆,但仍记得洋行猪鬃厂洗房模样,着对襟短褂忙碌的工人,墙边一溜摆放的脚盆,污水哗哗流过。

立德乐于光绪十八(1890)年即在重庆设立立德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航业、煤矿等业务。3年后,他在南岸龙门浩购地建场,洗制熟猪鬃出口,直到1904年隆茂洋行“接班”,立德乐洋行完全垄断重庆猪鬃经营。

重庆总商会史料搜集工作者杨灿雪回忆,立德乐洋行最初在陕西街租房设立办事处,聘请三个中国人分别担任洋行一写、二写、三写,帮着经营生意。当时重庆猪鬃等山货出产丰富,而山货多属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在国际上很走俏。

立德乐为经营山货进出口业务,需要地皮建立厂房、仓库和码头。但当时规定外国人不能在我国购置地产,于是立德乐利用大写卢序东的名义,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保”地皮永租。即一次性付给业主一笔租金后使用99年,期满后可续租。

租赁区内部分居民被迫搬迁,部分成为其佃户。立德乐大兴土木三年多,建立了厂房、码头和仓库,并附带修建了一幢别致的洋房作为其夫妇私人住宅。

历经百年风雨,洋行至今存在,位于上新街新码头34号,站在南滨路就可看见。石雕大门、别墅、仓库都保存完好,是市公安局出管办办公用房。由于房屋系砖木结构,如今损毁严重。

通过洋行的红墙朱门,仍依稀可见立德乐当年的声威和排场。据说当时立德洋行门口江边,泊着一艘英国兵舰,当地老百姓都忌惮其权势,至今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理无理,遇着立洋人别理”。

立德乐在龙门浩开办了重庆第一家猪鬃厂。重庆农村普遍养猪、牛等,猪鬃、牛羊皮等山货丰富。但当时没有单独的山货业,由药材公会附属协调经营,主要是收购原料销往沿海,没形成规模。

天津聘技师培训重庆工人

杨灿雪说,全国当时天津猪鬃洗制技术最为熟练。于是,立德乐亲赴天津招来重庆第一批10名洗房熟练工。记者在市总商会搜集的一份史料中,居然查到这10位工人的姓名和与立德洋行签订的劳资合同。合同约定,工人每月薪水25两银子,来渝路费每人70两银子,由一个老工人担任工头,负责全厂工务工作。

立德乐要求所制猪鬃能达到3英寸到6英寸的熟鬃,高出市价一倍以上,买长鬃,不买短毛,重庆山货业因此有了只提选长毛把子的“提庄”之说。因立德乐的高价提庄,本地商贩无力竞争,纷纷瓦解或沦为立德乐的攒货商(时称划子)。

正式开工生产后,立德乐又招收了七八十名学徒,交给每个天津工人分带。因猪鬃业发展很快,立德乐招聘大批学徒仍不能满足业务发展需要,3年后,他又到天津招聘十余名熟工,洗制猪鬃和培训徒弟。此时,立德洋行月产猪鬃已由一两千公斤升到五千公斤以上。本地学徒也逐渐挑起重庆猪鬃加工业大梁。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三)》记载,立德乐是个“中国通”,每到年终,他带头腌腊肉、吃年饭,给身边工人等手下人小孩压岁钱等。吃年饭时,立德乐还会逐一向工人们敬酒。每年农历正月间,他还请春酒,进行施钱、米、药等慈善行为。

当时洋行招收学徒多是城乡贫苦子弟。立德乐要求必须要有殷实人家担保,洋行包吃住,月供洗浆钱500文。学徒满三年才可出师,经评定合格后,转为正式工人。出师时,学徒一定得备办酒席,感谢师长。

记者看见资料中记载,立德乐聘请的大写卢序东是个广东人,最开始就跟随他入渝办洋行。卢序东在进原料和买办地皮时,混水摸鱼捞了不少好处。虽然完全了解情况,但立德乐不动声色,故意让他在一定时间内捞得好处,以便为自己卖命挣取更大利润。还有一些天津老工人违反合约暗收徒弟、私设洗房等,立德乐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重庆产猪鬃扬名欧美战场

市工商联老干部李达遵撰文回忆,立德乐在重庆经营猪鬃后,采取系列措施,让“重庆产”猪鬃迅速驰誉国际市场,同时也让他本人赚了个盆满钵满,衣锦还乡。直到今天,重庆大小猪鬃厂上百家,产品全国比较都质优价廉。

当时国内猪鬃广泛适用广东包装样式。但立德乐认为广式熟猪鬃品质低劣,影响不好,于是他一律采用天津装潢式样,称为津装。新装潢式样每把个头很小,以直径一寸八为标准。新包装迅速得到认可。后来重庆出口猪鬃一律以津装为标准,就始于立德乐时。

为了夺取国际市场,立德乐对产品检验异常严格,动辄要求返工。洗制猪鬃时,他要求工人必须洗制彻底,色泽光洁;蒸的时间也较长,要求毛身挺直而又起到消毒作用;梳得不留灰渣,无冒尺或短码混杂,尖端留“盖线”;各地来的原毛必须打散和匀,统一处理。

军事工业中,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大炮枪管、炮筒,一样也离不开猪鬃。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A类战略物资。全世界惟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如果不让武器裸露铁体钢身上战场,那一定得用中国猪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摆到哪里,重庆产猪鬃就出现在哪里。

当时立德乐出口猪鬃每箱装足关秤50公斤,制定的商标为“鸡鸭”牌。立德乐洋行所产猪鬃由于严格要求,质量大大超过国际市场的标准,很快驰名各国,在伦敦、纽约市场上津装鸡鸭牌猪鬃畅俏一时,供不应求。

立德乐经营猪鬃后期,由于自己提装导致短毛积压太多,他又不得不搭收部分短毛,于是他又规定了从短到长共17个等级花色的斤两和价格标准,称为“十七号头”,简称“配箱”,开一时之先河。

史料搜集者杨灿雪说,立德乐是最早进入重庆的洋商,垄断重庆猪鬃经营近20年,获取大量财富。他先后在我国买过几条轮船,置办大量房产、仓库和码头。1904年,立德乐将业务交帮办聂克省打理,携夫人回国休养。到上海后,他来信指定自己所有动产、不动产由隆茂洋行接管,一艘停泊重庆长江的轮船拨交英国领事馆,后改为金沙兵舰。

重庆最早运用计件工资制

《重庆志》记载,英商隆茂洋行1905年重庆挂牌营业。该洋行原是上海一个打包行家,觊觎重庆山货出口利润已久,欣然承顶立德洋行,任命聂克省为帮办,英人施破仑和白耳理为帮办,新招频出,进一步垄断重庆猪鬃经营。

记者通过艰苦查访,从市工商联搜集的一份史料中看到,隆茂洋行老板嫌业务发展缓慢,认为根源在工人月薪制。于是,洋行将月薪制改为计件制,并订定计件标准:每人每天洗制熟鬃关称4公斤为一工,按工付给工资。为了挣钱,工人开始自觉加班,产量大大提高,而洋行在管理和组织生产上麻烦也减少。

重庆注册会计师余建锋说,计件工资考核是上世纪初美国经济管理专家泰勒提出,这也是适用于制造业的最好的薪酬计算方式,至今仍被广泛运用。而差不多相同时间内,英商隆茂洋行已在重庆的猪鬃厂熟练运用计件工资制了。

为鼓励熟练技术工人积极培养后备力量,隆茂洋行还大打温情牌,规定学徒要先送投师银子20两,置办敬师酒席,送师傅衣帽袍套等。

杨灿雪说,重庆近代史上,隆茂洋行最先搞给回扣政策,培养了第一个买办。四川射洪人杨瑞卿通过教会关系成为史上重庆第一个买办,他居中为隆茂洋行收购猪鬃、鸭毛和牛羊皮。杨还广招学徒,为后来重庆山货业民族资本培养大批中坚力量。

当时一些天津工人自设洗房,经营私房生意已大量出现。隆茂洋行没有阻止,而是积极笼络,要求其生产的熟猪鬃全部售卖给自己,由洗房先交“交单”,洋行按单先付给六七成货款,7天后给予最终答复。但到期后,洋行佯称国际行情下跌,实行“套倒打”方式,紧紧控制住下家各洗房。

工人实施计件制管理后,劳资合同中“不能另借雇于他人”条约失效。工人每年只有几个月工作,工完离厂,四处挂钩,下面各洗房就不再缺熟练工人。而隆茂洋行每月能掌控的产量,也由原来每月五千公斤提高到七千五百公斤。同时,还大量经营鸭毛、牛羊皮等其他山货。

虽然隆茂洋行接替立德洋行继续垄断重庆山货业,但随着来渝的洋行增多,竞争加剧,本地民族资本迅速崛起,隆茂洋行逐渐失去重庆山货业的控制权。1926年,隆茂洋行完全撤出重庆,到上海继续从事打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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