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西包产
作者: 来源:京报网-北京日报 原文时间:2009年08月11日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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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包产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小平同志曾说:“农村政策放宽之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如今,凤阳小岗的“18个红手印”家喻户晓,其实早在小岗人“大包干”前几个月,肥西县山南地区就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半公开的。

江淮大旱

变革往往需要一个契机。

1978年,江淮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从开春到秋季直至立冬,没下过一场透雨。

安徽,是这场旱情的重灾区。

“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擦一根火柴,田地能从头烧到尾!”70岁的安徽肥西县小井庄农民李祖忠如今这样告诉记者。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农委第一书记的王光宇也曾回忆说,那是他记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巢湖里的水都干了。全省1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旱魔肆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发生困难。

对于安徽而言,这场旱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旱情没来之前,安徽就是全国有名的叫花子省。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勉强维持温饱;25%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40元,在饥饿线上挣扎;65%的生产队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7年到任的头几个月里,曾遍访乡寨山村,他问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答都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穷,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生产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妇女纳鞋底,男的打扑克。”大家在一起混日子,反正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你穷我也穷。

为了治穷,在全国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倡大寨经验时,安徽省委就率先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1977年11月,安徽省制定并实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省委《六条》),明确规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田间管理具体农活可以包工到人;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这些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政策,在当时都属于禁区。

安徽人刚刚舒了一口气,本指望“省委六条”能给来年带来个好收成。可谁知,转过年来,就赶上了这场百年不遇的旱灾。

眼下,已经进入秋种季节,旱情有增无减,如果秋种普遍种不下去,很可能发生全省性的灾荒,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这年9月,省委召开秋种紧急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

“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会议决定,让农民“借地度荒”: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每人可借两到三分地;鼓励老百姓多开“四荒地”(荒地、田边、地边、小片荒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没想到的是,这一借,借出了包产到户。

“借”出“四定一奖”

肥西县,离合肥不到一小时车程。

在1978年的这场旱灾中,肥西全县三条主要河流断流,124座中小型水库枯竭。不要说庄稼无法成活,就连山上的一些野草也干死了。

肥西本不算是安徽最穷困的地方,大旱之下,日子也过得格外艰难起来——农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干的,孩子多的人家还得多加点黑洋根之类的野菜。有些没粮吃的农民,把还没成熟的麦子都提前割了下来……

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坐不住了,他带着区委委员权巡友来到该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蹲点。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酝酿。

9月15日,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赶到山南区检查秋种工作。汤茂林汇报说,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好是好,就是三分地太少了,作用不大。要想解决问题,不如把地全部借出去,按照曾希圣1961年那样包产到户。

汤茂林提到的曾希圣曾任安徽省委书记。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使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是,责任田能增产,却没能过得了政治关。1962年,责任田受到批判,曾希圣也遭到点名。“文革”期间安徽大批干部群众因责任田问题受到牵连。

对这段历史,汤茂林和常振英自然记忆犹新。所以,常振英沉默良久,最后说:“不要讲分,还是讲借。你在黄花大队蹲点,就在黄花试点看看吧。”

安徽人胆子大是有传统的。眼下,苦到极点的安徽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曾给他们带来福祉的“责任田”。一场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这样从贫困落后的地方发端了。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

就在向常振英汇报的当晚,在黄花油厂,汤茂林召开了支部大会。大队党员24人,来了23个。当时负责作会议记录的权巡友回忆说,会上,汤茂林首先带领大家学习省委“六条”和“借地种保命麦”的决定,号召大家想想办法。大家一致反映:借地是个好办法,但三分地太少了;而且说是借,社员们担心还要往回收,心里总不踏实。

“干脆按照责任田那样干,搞包产。”是谁第一个大胆提出包产到户,各种文字记载与口述史的记录各不相同,黄花村几位当时与会的老党员一致回忆说是汤茂林的主意:“他不提出来,我们也不敢提呀。”总之,那个晚上,那个会上,有人点燃了导火索,大家纷纷赞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到凌晨议出来了一个“四定一奖”——

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种油菜。

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定产量:麦子每亩上缴队里100公斤,油菜每亩50公斤。

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分200分。

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注:关于与会人数、奖赔比例等细节,汤茂林于2004年所作的口述记录、本次采访的解绍德、吴宗胜等黄花大队老人的回忆与资料记载略有不同,此处采用的是档案资料中权巡友所作的会议记录。)

大家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区委书记说能干,大家都没太犹豫。可毕竟有1961年的前车之鉴,大队主任解启福说:“要干也不能叫干责任田,得换个名字。”

汤茂林说:“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对群众说包,对外就说是借。”

包产到户捂不住

1978年9月16日上午,黄花大队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队里的决定,下午就召开了社员大会。社员们都很拥护,巴掌都拍红了,纷纷说,照这样干下去今后的日子有奔头了。会议一结束,全大队就立即行动起来。不到两天的功夫,全队1700亩地中有1420亩分包到户。

政策实施的那天,天还没亮,黄花大队就有农民摸黑起早提着马灯走进自家责任田里干活,面对因干涸而变得坚硬的土地,牛犁不动就用锹挖、用四齿耙子翻、用榔头砸。有的农民晚上洗脚水都舍不得倒,浇到田里去。头一天,黄花大队就种下了40多亩的麦子与油菜。

另一边,汤茂林也匆匆赶回区委,就黄花的情况召开区委会。区委委员们有的建议在全区推广,有的担心影响太大,搞不好会犯方向路线错误,不好收场。会议最后决定:只在黄花大队周边的9个大队推广。

9月19日,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现场本来只通知了山南公社、柿树公社、防虎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参加。谁知一大早,周边大队的干部们闻风而动,纷纷赶到了现场。黄花大队搞包产到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山南区。

在现场会的人群中有来自邻村馆西大队小井庄的会计李祖忠。

李祖忠回忆说,自己带着喜悦和冲动回到村里,提议像黄花大队那样干,但头两次开会大家意见不统一。大家怕呀,1961年搞责任田时,李祖忠的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为此没少挨批斗,连李祖忠自己也在小农场被关了一个星期。

9月20日,小井庄召开了第三次社员大会,25户当家的全部同意包产到户。很快,他们将全队158亩田地全部包产到户,连塘口、耕牛、大型农具、种子也跟田一起分到户;还进一步把黄花大队“四定一奖”这个纸上的分配形式也取消了,规定只要完成上交任务,收获全归自己,使“包产到户”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彻底,措施简便。小井庄是肥西县包产到户最彻底的典型。

李祖忠家七口人,两个大人带五个孩子,分了七亩地,夫妻俩忙活了几天把麦子、油菜都种了下去。老伴问:“肥也下了,力也出了,要是地又收回去了,怎么办?”李祖忠说:“不怕,他汤茂林都敢干呢!咱就是死,也得把这一季收上来。”

汤茂林五天之内开了四个会,黄花经验像一股具有神奇魅力的旋风,一下子刮遍了山南全区——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006个生产队有77%实行了包产到户,迅速掀起了抗旱抢种的热潮。到11月10日,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超过正常年景种植面积的两倍多,且秋种质量也大大超过往年。

“汤大胆”的名字传开了。在山南区的影响下,肥西县其他一些地方的群众也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有的不仅分了地,还分了牲畜和农具。至1978年11月,全县除山南区外,有726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数的11.3%。

这边“汤大胆”忙着分地到户,那边一封“告状信”递到了省委。

山南成为全省首个试点

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记者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回顾了1961年推行“责任田”的情况,认为它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他主张先从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方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万里表示:“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在肥西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围较大,传播很快;二是带有明显的组织痕迹,从一开始就呈现半公开状态。

春耕时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县的23%,夏种时达到35%,秋收时已在半数以上,年底时,肥西97%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山南的星星之火迅速从肥西扩展开去,进而蔓延到全省各地。干部都感叹:“山南包到户,谁也捂不住!”

风波重重

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如果没有基层干部的大胆坚持,没有省委的有力支持,这一次的包产到户无疑又会夭折。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

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

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小岗“露尖”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农村集贸市场上粮食充裕、价格便宜,九成以上的生产队破天荒地改午季预支为午季预分。

安徽其他一些地方也自发地出现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呈现出“多点开花”和形式多样之势。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凤阳县小岗村。

与肥西相比,凤阳更穷,穷得在全国都出了名。1978年的春节,县委过得很不安宁,江苏、浙江、上海、广州等地的电报接连不断,都是要凤阳派人去接外流人员的。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共有20户人家115人。1979年春的一个夜晚,小岗队18户户主(2户单身汉外流)召开会议,决定把田地分到户包干,瞒上不瞒下,对外不向任何人讲;保证每年午秋两季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按时完成;队干部如果因单干蹲班房,他们家的农活由全体社员包下来,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8个作业组连夜把地分到了户。

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分田单干不久就被反映到上面,但在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支持下坚持了下来。1979年,小岗队粮食总产是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超过过去20多年的总和。23年来没向国家交过一粒粮食的小岗,这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25万公斤,超额了7倍多。一个讨饭队一年翻身。

此后,包干到户以“大包干”之名,迅速走出小岗,走向全县、全省、全国,小岗和那“18个红手印”也被永远铭记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史中。

至1979年底,安徽全省已有六成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干)到组的近四成,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10%。同年,安徽粮食总产量达到160亿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12亿公斤。“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开始流传。

如今,肥西县黄花大队当年参与了包产到户的许多人依然健在,对于后来小岗的名声在外,他们不服气:“最早包产到户的是我们黄花。而且,我们的特点是党领导群众干的。”有人说,小岗运气好;有人说,是小岗会总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又形象又好记;有人说是因为凤阳本身的知名度高,出过朱元璋,又特别穷……

肥西和小岗的作法有什么不同?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肥西是包产,小岗是包干。包产仍要缴到生产队或作业组,记取工分,统一分配;包干到户则将土地、生产资料、上缴国家及集体提留的任务全部分配到各家各户,更彻底,更简便。周曰礼解释说,大包干、包产到户,准确的提法是家庭承包制。有的县规定各家各户的收成要上交生产队,再统一分配,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生产队真照着做的。原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说,两者形式

略有不同,实质差不多,都是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家庭三者的关系,给农民种田种粮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的确,谁更出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安徽为发端的这场农村改革,最终改变了中国,而安徽农民自身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天的小井庄,村口是醒目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与李祖忠家当年那三间破草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远处一大排白色的两层小楼,那是村民们的新家。在小楼和纪念馆之间是一片广场,每天都会有许多村民聚集在那里跳舞。

包产到户写进“一号文件”

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然而,很快又一场批判包产到户的风潮来了。1980年1月下旬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围绕包产到户姓资姓社,发生了激烈争论,批判一方占了上风。安徽省委有关负责人对包产到户也出现了不同看法,试图扭转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一时间,反对声高涨:“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1980年安徽粮食比上一年减产了15亿公斤,与这场折腾密切相关。

关键时刻,邓小平于5月31日明确提出:“农村政策放宽之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记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这段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对肥西包产到户和凤阳大包干壮举的明确首肯。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文件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包产(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包产(干)到户的安徽地方“户口”终于变成了全国“户口”。

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越来越大,再加上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安徽、四川外,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等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制的实践。

1983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4000亿公斤。

连续五年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物质基础,也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了成功经验。

安徽农村改革的意义也不只是让农民吃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解放了思想,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禁锢,迈出了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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