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

2012年12月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查看: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准确些说,是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负责人先是王任重,后是万里,他们都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本职来兼任;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负责人为杜润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若论政策研究影响,尾声阶段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来说,这段生活可谓刻骨铭心。在这短短一年里,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几乎都经历了迷茫、纠结,甚至颇有些惊心动魄。若干人的际遇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谈到九号院,这段事情无法不说。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是王郁昭。

王郁昭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他调来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工作,日常有所接触。后来,我做他的秘书四年,由此开始多有往还。在九号院的高级干部中,他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谈到九号院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兴衰过程,无法不谈王郁昭。谈王郁昭,也许则不应该只谈他在九号院的岁月。九号院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调来九号院之前,他长期在安徽工作。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初进九号院

1987年秋天,王郁昭来到九号院。

九号院里的人们对于王郁昭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2年秋天,在年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他又来了,这时候他是安徽省长。我在会议秘书组工作。会议报到时,我负责发放出席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召集座谈,或者会议分组讨论,我常常负责签到和记录。作为会务人员,当然见过王郁昭,但并没有什么交流。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两次来京开会的情况,但对我则毫无印象。

更早进入九号院的同事,则与王郁昭有更多交往。1970年代末期,王郁昭是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万里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支持保护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那时,九号院就很关注王郁昭了。初期,九号院对于万里、王郁昭在安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中央高层否定家庭经营的政策意见,就是通过九号院发出;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反对家庭承包的重要文章,也主要是九号院所出。那时候,九号院关注安徽,重点是关注安徽的滁县,王郁昭作为滁县地委书记,作为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急先锋,自然受到关注。1980年春天,万里调任北京,成为九号院农村工作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高层政策意见纷争依然激烈,九号院曾数度召集内部座谈。王郁昭曾两次受邀与会,参加高层政策讨论,此外,他也曾安排地委秘书长或者县委书记来参加过会议。九号院也曾不止一次派员到他主政的滁县去实地调研。九号院的一些同事,对于王郁昭不仅有所知悉,有的还相当了解。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存续七年,王郁昭是从外部调来的第二个副主任。第一个是陈俊生,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我们秘书处曾为他的到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如准备办公室等。但是,任命后他一直没有来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又一个任命下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国务委员,曾分管农村工作。王郁昭任命后,也是迟迟没有上班,有两个来月未见其人。这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似乎与陈俊生一样,有些不寻常。但是,到了秋天,也就是国庆节以后,王郁昭出现了。一般来说,人事变动都有突如其来的特点,包括突然宣布任免、要求马上交接到位。但是,陈俊生和王郁昭都不是这样,任命是“突然”的,但是并非“马上到位”。陈俊生任命后不上班,旋即又有新的提升,在九号院仅一掠而过,如神龙首尾不见,其发生原因和内部过程至今不得而知。王郁昭开始也没有上班,我们当时也有些议论猜测,但对真正原由不得而知。后来,他自己多次说到其中内情。

官员的调动,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历来是官场热点话题。官场中人关注议论此类事情,就如同乡下农民关注和议论田地里庄稼长势和收成一样。通常,人们议论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官员的基本情况,如何方人士,曾做过哪些职位之类;如果深入些,则会说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工作特点,有何业绩等;再深入一步,有知道更多情况者,则会议论这个人后面什么人在支持重用,甚至直接说是谁谁的人。在九号院的那些年,我常有机会随同一些部级干部出差开会,不同的人可能朋友圈子不同,但是聚会闲谈往往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对于王郁昭的到来,人们自然也免不了议论,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官场消息的传播,往往是知情者不肯细说,肯说者又往往不知详情。也许正因为没有确切权威的消息,揣摩猜测才更加热烈。1987年夏天,王郁昭的任命对于九号院来说,显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既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议题,如准备办公室、配备车辆、安排住所等;也是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的话题。那时,我听到的一些议论说,其实九号院并不需要增加领导,王郁昭是上边“例外”调来的;还有的说,他是万里欣赏重用的人。

对于王郁昭本人来说,调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二十余年前,我刚给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多次说起过这次调动;现在,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谈到当年调动的情况,若干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表示,现在更能理解鲁迅文章中关于“横站”的说法,因为需要随时准备转身应付来自背后的袭击。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晚年谈到这次与中组部长的谈话,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后来,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原话。这段话出自鲁迅给杨霁云的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回到省里几天后,任免文件通知就到了,他马上与代理省长交待工作,并向中组部领导表示,在安徽工作四十年,对安徽有很深的感情,不想马上到北京上班,而是要在安徽再走走,去一些地方看看。大约三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报到。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和九号院一位副主任到机场迎接他。他到单位报到,并没有到九号院,而是去杜润生家里礼节性见面,算是上任。然后,他又回到安徽,过节后来到九号院上班。

王郁昭到九号院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如他在一本书中所说:“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在九号院里没有分工的还有一个领导,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九号院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分工,直至再度调走。大约是在198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九号院的领导班子开会,让王郁昭分管九号院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九号院的工作主流。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或者说,让他到九号院,说是更好地发挥他在农村改革中作用,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调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殊为高深。

出任省长

如果说,王郁昭离任省长进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那么,把历史的镜头向后推拉得更长,王郁昭当初出任省长也是一种巨大意外。如果说得更远些,他的从政生涯本身就是一场意外。晚年,王郁昭谈起自己的经历,经常说自己本来是个教师,属于意外从政。

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他15岁,在威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冬天,学校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辍学。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后任校长。抗战胜利,他到威海市担任文教助理。内战爆发,威海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参军。1947年冬天,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芜湖。渡江战役前,他被留下来,参加接管安徽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兼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就读中央马列学院,1956年毕业回到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文革”中,大学停办,他被下放农村。1970年春,王郁昭被派担任县的领导,又五年,担任地区领导。农村改革破土之际,发生在安徽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改革历史研究中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过程中,万里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王郁昭作为地委主要领导,上下呼应,鼎力配合,推进了家庭承包的艰难突破。万里调离安徽以后,省委政策急剧逆转,一些地、县纷纷退缩。诸多地委书记中,唯独王郁昭不改初衷,艰难挺进。关于万里与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故事,本人在《农民的政治》一书中有专门介绍。

现在看来,1982年10月间胡耀邦视察安徽,也许对于王郁昭不久后出任省长有重要影响,但过程则难述其详。胡耀邦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安徽领导班子,因为来年春天,省委省政府将要换届。胡耀邦在合肥,先是与安徽省班子成员座谈了两天整,然后去滁县等地考察。在座谈会上,王郁昭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会前,全体省委常委在会议室门口排好队,胡耀邦进来时一一握手见面,每个人自报姓名职务。当走到王郁昭面前时,未等他自我介绍,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是有功的。”王郁昭猜想,可能是有领导事先向胡耀邦介绍过他。王郁昭身材高大,在人群中易于辨认。座谈会后,胡耀邦视察滁县地区,王郁昭全程陪同并代表地委汇报工作。

在与省委班子谈话时,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了新班子的筹备原则。胡耀邦说:“第一条,能不能达成这么个协议,外面不进人来,你们退下去的也不调走。省委书记、省长外面不来人,要退下来的一个不调走,就在本省安排,可不可以办得通?第二条,怎么安排法?你们常委讨论酝酿成熟,然后走群众路线,中央审查决定。不是中央帮你们定,你们自己商量确定,上面派人帮助,你们自己定。文件讲了,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报中央批准”。(《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P286)。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为安徽新班子奠定了基本格局,成为省委考虑换届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中央有意见从外边调进书记、省长,则省里的考虑就很不同了。关于工作程序,胡耀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省里自己商定,形成一致意见后报中央批准。有了总书记的这个谈话,省的领导班子筹备才正式展开。

胡耀邦从安徽走后,省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来筹备换届工作。这是一个单独而特别的工作班子,由省委第一书记负责,封闭运行,直接与中央沟通。这个班子与省委常委会分立,讨论的事情不经过省委常委会。王郁昭本人是省委常委,但并不参与这个工作班子的筹备工作,也不知道新班子的筹备进展。后来,王郁昭是从非正式渠道得知,在关于新班子的方案中,他是常务副省长。在省内,关于新班子的传言猜测很多,新班子的构成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人们基本上都知道在新一届班子中谁将是书记,谁将是省长,有人甚至传说新的书记、省长已经开始了工作。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他们也猜想到似乎出现了新情况。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省委书记黄璜是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外。

新班子宣布后,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分别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内容,一个是肯定现在这个班子是好班子,体现了“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一个是提出了对于新班子的要求,讲了新班子要注意的问题。万里首先讲话,也讲得最长。他说:“安徽的班子酝酿了很久,解决得最晚,为什么晚?慎重。”但是,万里并没有展开解释班子方案变化的过程,而是评点了新老班子里的部分成员,并特别对王郁昭的任用做了说明:“王郁昭同志,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研究了多次。因为也有人不大同意,理由是批邓当中有点问题。当时在那个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当时各省都发了通电,那是毛主席说要批邓的。中央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不影响对他的信任和使用”。万里又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美国人韩丁最近到凤阳去看,回来写了一篇,说凤阳现在确实富了,但是一二年后可能就没有劲了,他还不大通。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接下来,习仲勋讲话:“首先声明,我对安徽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同万里同志一起研究安徽的班子,才了解一些。”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带头搞农村改革,随后,也解释了批邓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反映某一位同志问题的来信上做了批语:当时批邓,谁都得批。他的这个批语很重要。”习仲勋又说:“这个班子定了,但还会有各种议论,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还会接到许多来信,你们不要受外界干扰,首先你们班子要顶住。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再来信,我们即一看了之,甚至看都不看。”王郁昭在若干年后谈到,他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央领导人专门解释“批邓”的事情,非常感动,以至于当场流泪。后来,万里还对王郁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负起责任,奋力开拓安徽的工作。

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此中过程怎样?安徽的政坛,特别是王郁昭这些当事人,也都心存疑问。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这些仅仅是猜测。但不管内情怎样,这种结果本身外部冲击是很大的。其复杂深刻的影响既在当下,更在后来。对于王郁昭来说,文革中的“批邓”问题中央有了明确说法,心里无比欣慰。他觉得这个问题终于过去了。但是,后来正是这个问题的发酵和演绎,成为王郁昭从政生涯的“梦魇”。

在省长任上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

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省委书记时四十六岁,比王郁昭年轻十岁。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后即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尚未结束时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在原来的班子方案中,他是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这种不拘一格的官员任用,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那时,官员提拔的台阶尚未形成,越级提拔很常见。现在,这种提拔的台阶次序是很清晰的,比如不担任同级副职则一般不能担任正职;位置之间的移动轨迹也是基本清晰的,比如虽然是同级,一般先担任副省长才能担任副书记,或者先担任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再担任常委副省长。黄璜担任省委书记三年,因为受到省委秘书长案件的影响,被调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调来了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个年轻的省委领导。在谈到与两位省委书记的配合时,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个人间彼此尊重,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终结”九号院

1989年夏季之后,高层一纸令下,九号院的历史使命戛然而止。次年秋季,人员遣散完毕。这一年多,院子里的人们不再介入高层政策研究,从工作而言无所事事,但是,日子却过得异乎寻常地沉重和纠结。这是九号院波诡云谲的一年。这一年,王郁昭是九号院的主要负责人。

九号院的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先是撤销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但是院子里的人们还有些许期冀,因为还有另一块牌子,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但是不久,中心也宣布撤销。这样,这个机构的牌子就摘光了。与此同时,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即临时党委和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王郁昭为党委书记和领导小组组长。原领导班子就地解散,主任杜润生未被安排进新班子。此前,他担任这个研究机构的主任达七年之久,从清查开始,不仅不再是领导,而且成为清查对象。

对于王郁昭来说,执掌这个时期的九号院,不仅心里感受复杂,而且具体工作棘手。天安门事件风波所及,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各部门中,九号院可以说是受影响最烈的两个机构之一。当时,需要清查人们在事件中的活动表现,不仅有公开的,也有非公开的;不仅包括一般工作人员,也包括部长级干部甚至涉及更高层。在清查的基础上,还需要做出组织处理,包括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党纪或政纪处分,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然后,转入人员的分配和遣散阶段。需要分配安排工作单位的人员近二百,安置过程中涉及多个部委。王郁昭的压力主要来自清查处理。因为,人们对于事件过程本身和清查清理本身,认识上和态度上的纷争很大,也很深。

清查工作启动之初,九号院来了清查工作组。组长是一位中直系统的副部长,组员有七八人。在工作组督导下,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代事件中的表现,并且写出书面材料。大约一个月,预定过程基本完成。人们认为,清查可以结束了,工作组也可以撤离了。但是,想不到的是,新的工作组又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是国务院系统的一名部长,工作组成员增加到二十几人,阵势比上一个大很多。清查活动从头再来,人们颇多狐疑不满。一位处长说了些不满的话,被汇报到工作组,工作组长坚持要处分,以整肃对于清查的抵触。王郁昭开始不同意,工作组长在会议上斥责“胆小怕事”。工作组长实际上监督和领导临时党委。王郁昭的难处在于,既要执行工作组的清查要求,又要最大可能地减少清查带来的冲击伤害。

新一轮的清查力度增大,办法翻新,部署和监督更加严密。每个部门都派进了工作组成员,全面负责组织和监督这个部门的清查活动,要求每个人不仅说明自己的表现,而且要说明所知道的别人的表现。清查过程中,工作组采用了“背对背”方法。不论说自己的事情,还是说别人的事情,都是个人单独完成,不让别人知道,不得彼此沟通。然后,工作组通过分析比对每个人的自我表述来发现问题,开始新的清查活动。如此几轮调查,工作组认为情况基本清楚,提出了一个组织处理的意见,要求处分近二十人,既涉及部级干部,也涉及局级处级干部,还涉及出国人员和党外人员。

清查过程中,王郁昭内心的原则是尽可能不处分,如果实在要处分,则人员要尽量少,程度要尽量轻。在处理与工作组的关系上,他的做法是“不硬顶”,态度要好,但是在具体处分意见上据理力争。这是个与工作组博弈的艰难过程,每提出免除一个人的处分,或者是减轻处分,都要拿出足够的理由并反复交涉。最后,全单位处分了四个人。

九号院在清查过程中处分的四个人,分别是两位局级干部和两位处级干部。两名处级干部的处分是因为,他俩曾经一起在街头张贴一份关于“六点声明”的标语,一人负责刷浆糊,另一人负责粘贴。局级干部中,一位是下属出版社总编辑,曾经到天安门向学生演讲,事件过后录像资料被有关部门送到本单位;另一位是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副所长参加其他单位召集的会议并在一项声明上签名,所长作为主要领导要负一定责任。王郁昭提出,这位所长得知情况后批评了副所长并退出了活动,应该说表现不错,值得肯定,可以免于处分。但是,工作组坚持处分,僵持一段时间后给予最轻处分。有的非党人员参加了一些街头活动,工作组也提出要处分。王郁昭提出,等党员处理结束以后再讨论非党员的处理问题。关于非党员参与活动如何处理,中央应该有个文件精神,需要等待。对此,工作组不再坚持。

在紧张的清查处理中,1990年春节到了。但是,春节以后,工作组没有回来。王郁昭主动联系,工作组长既不表示清查结束,也不表示继续清查。王郁昭提出,应该有总结会,宣布清查结束。工作组不再露面,也不予回应,更不给任何说法。王郁昭谈到这件事情,说:“我把工作组这种不明不白的撤离称为‘不宣而退’”。联想到当年中纪委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事情,九号院工作组的表现是又一种“了犹未了”之后的“不了了之”。这种现象背后的体制逻辑耐人寻味。

工作组“不宣而退”之后,王郁昭继续处理清查清理的后期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出国人员如何定性处理。天安门事件前后,九号院系统出国人员有十几人,有的在出国前参加了一些广场活动、街头活动,也有参加过一些内部敏感会议,还有的在国外参加过一些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活动。根据要求,必须对这些人员做出组织处理。但是,党委班子内部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有的成员坚持要将部分出国人员定为“叛逃”,王郁昭坚持要定为“出走”。叛逃和出走不仅在定性上有根本差别,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日后政府如何对待这些人。主张定叛逃者不妥协,王郁昭也不妥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几次党委会议不欢而散。那时候,我是王郁昭的秘书。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期,党委已经无法开会,意见相左者基本也不见面,主要是秘书在中间代行沟通。最后,王郁昭亲自执笔给国务院领导写报告,说明因为意见分歧,党委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请国务院领导决定。报告写好,由我安排打字员打印并负责文字审校,王郁昭又附了一封亲笔短信。报告送上去后,有关的国务院领导始终未就这个处理意见表态,更没有任何形式的行文批复。对于王郁昭来说,这种结果相当理想。因为高层不表态,在结果上相当于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处分。后来,王郁昭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两年后,有些出国人员通过个人渠道联系他,表示希望回国,王郁昭都热情回应并积极安排。一位局级干部受过处分,在任命领导职务时中组部开始不同意,王郁昭先是通过电话向中组部解释,然后,又亲自去中央组织部说明情况,终于获准。

清查处理结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党员重新登记。形式上,或者说党内程序上,一个党员是否登记,主要是基层党组织决定。每个党员汇报自己在事件中的表现,然后由支部讨论是否允许党员登记,如果不允许党员登记,即意味着作为党员已经不合格,相当于变相清理出党。九号院虽然处分了四个党员,但都是党内处分,这些人的党员资格并没有问题。按照临时党委的安排,所有党员都进行党员登记。出乎意外的是,杜润生的党员登记问题发生了周折。涉及杜的清查活动颇为复杂,重要事情有两件:曾经受时任中央总书记委托,在科学会堂邀集有关人员讨论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一个副部长向工作组反映,在那次部级干部奉命统一乘车参加会议的车上,杜润生曾透露最高层人事变动。关于前者,因为是会议,参加者十来人,情况容易说明白;关于后者,杜本人和相关人都表示未曾说过,个别人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安排杜润生所在支部正常履行党员登记程序。

有一天,王郁昭接到中顾委一位领导的电话。他如约去了中南海,这位领导问:“杜润生的问题查得怎样了?”王郁昭说:“查清楚了,就是科技会堂开了个会,别的没有问题,现在准备给他党员登记了,党支部关于他登记的评语也写好了。”这位领导又说:根据中顾委掌握的情况,杜润生和另外三位中顾委委员的问题很严重,关于他们是否进行党员登记,需要写报告请示中顾委主任陈云同志。于是,王郁昭回到九号院,安排停止杜的党员登记进程。过了一段时间,关于杜润生等四人的事情,仍然没有正式消息,但是却有一些传闻。据说陈云的意思是,杜润生等四人属于政见不同,不是违法乱纪,不给党员登记不妥。当年处理李立三、王明所犯错误,毛主席动员大家选他当选中央委员,这几个人继续作为党员更没有问题。如果不让他们登记,以后说不定还要平反。王郁昭继续等待。大约距离上次中南海谈话两个月,王郁昭在京西宾馆参加时任政治局常委宋平召集的一个会议。散会时,王郁昭正离开会场,被那位中顾委领导叫住,这位领导说:“杜润生可以党员登记了,陈云同志有批示,你是否知道?”王郁昭回答:“不知道。没有接到通知,更没有看到文件。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登记材料准备好了。”第二天,中组部就给王郁昭来了电话,说杜润生可以登记,让把材料报过去。报送材料的次日,中组部又来电话,说没有意见,可以登记,并强调:“这不是审查,只是看了看。”当天下午,王郁昭就安排所属支部召开党员会议,通过了杜润生的党员登记。但是,直到杜润生的党员登记程序结束,王郁昭作为主持其事的党委书记,始终没有见到关于登记问题的正式文件,甚至是领导个人批示,核心过程只是非正规的个人谈话和不见面的电话通知。王郁昭在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也专门申明这个特点。

部长级人员中,朱厚泽组织关系的处理也有曲折。1987年初,朱厚泽从中央宣传部部长调进九号院,担任农研中心副主任。1989年初,朱厚泽又调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他离开九号院的时候,党的关系还没有转走。天安门事件之后,朱厚泽在全总的工作停止,但参加清查清理还在九号院。因为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分离,尤其是朱厚泽本人的特殊重要性,如何参加清查活动和党员登记,王郁昭心里没底。他的想法,既然组织关系仍在,上层没有特殊安排,则按照正常的手续推进。一天,他接到中组部电话,要求把朱厚泽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全国总工会。但是,当王郁昭派人到总工会联系时,总工会方面却不肯接受。随后,王郁昭接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总主席倪志福的电话:“朱厚泽的组织关系就不要转了,因为他来工会工作时间短,并没有多大错误。主要是看到北京市委向天安门静坐的学生捐款送水,总工会书记处集体讨论也捐了款,送了水;另外,中国工运学院学生要到天安门游行,朱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不听并借用了全国总工会的旗帜(横幅)。主要错误就这两条,而且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这位领导与王郁昭的通话时间很长,一再申明党的关系不需要转。王郁昭表示照办。但是,隔了两天,中组部又电话通知,还是要求把关系转到总工会,并具体指出要王郁昭安排人找总工会机关某某人。这样,朱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出。后来对朱的处理,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与九号院已无直接关系。(见王郁昭著《往事回眸与思考》第八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清查处理和党员登记结束后,九号院就进入了人员分配遣散时期。经过数月工作,九号院的190多名人员,分别被分配到五个单位,分别是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体改委等。这种分配基本上都是带编制划转。到了这些单位以后,组建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国家体改委农村司。大家戏称九号院被“五马分尸”。此前,这些单位都没有专门的农村研究部门,所有的农村改革综合研究都由九号院负责。现在,在这五个单位成立农村研究部门,大家又戏称农村改革研究随着九号院的终结进入了“五龙治水”时期。

一般来说,主持政治运动中的清查和处理,往往落入“整人”窠臼,事后成为非议对象。九号院的清查领导者中,有的人长期在九号院工作,与大家都熟悉,但清查过后遂成路人,基本不再被理会,因为清查中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王郁昭则不然。他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与众人素无交情,但是清查之后,人望反而大大提升。不仅那些未受清查伤害者对他很友好,那些受到处分者也给予很高评价。若干年后,当年受到清查运动波及的人,有的担任省部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学者,还有的经商,都和他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大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寿辰聚会。对他来说,当年走进九号院的时候,可谓沉郁惆怅,但是离开九号院的时候,却是怡然坦然。

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清查工作,从九号院来说,对这里很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有研究者甚至从中看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指出:“地方领导人越来越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严格尊奉北京的命令,许多基层干部并不赞同上级发布的政策。1989的夏季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中央命令严格审查‘六四’风波期间人们的活动,并在那些公然反抗领导的人的档案中做出适当记录。但是全国无数单位都没有很好执行这项政策,只装了装样子,而没有真正摸清自己的人员究竟做了些什么。最终似乎也没有几个人有政治上不可靠的可怕记录被载入档案。在这个例子中,数百万公民以无组织的行动方式给最高层领导送去了一个沉默的信息:中央不能再把在单位中让中国人斗中国人作为增加北京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手段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点。”(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11页)。

自县长起步

王郁昭从担任县长到担任省长,经过了十三年,其中县里工作五年,地区工作八年。从大学讲台到主政一县,是王郁昭的人生转折,更是他从政的起点。如同在地区经受了农业大包干的考验一样,在县里,他经受了另一种考验。

1970年春天,在经历了“文革”前期的冲击折腾之后,王郁昭全家下放到淮北一个村庄当农民。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每天像当地普通农民一样劳作和生活,简朴单调,轻松悠然。他甚至开始喜欢这样的活法。秋天,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向那里的省委工作队报到。通知是一个简短的电话,未说所为何事。他对于这通知有些吃惊,对于去全椒也有些迟疑,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五六天,省里又来电话催。于是,他背上挎包,经过一天的公共汽车颠簸,到了全椒。这才知道,让他担任省委驻全椒县工作队队长,并准备留下来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

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全椒县乱得全省闻名,因为派性严重,联合不起来,成立不了“革委会”,社会经济秩序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被点名派到全椒。提名王郁昭到全椒的人叫杨晓椿,当时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省委工作队。他想到王郁昭,是因为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王郁昭下派到一个公社,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汇报工作,给杨晓椿留下较深印象,但彼此并无个人交往。杨晓椿点名王郁昭,是王郁昭到全椒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的。作为省委工作队长,王郁昭的首要挑战是协调整合全椒县上层各种力量,实现所谓“革命大联合”,标志是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那时,全国来讲已经没有县委县政府,派系组织林立,政权秩序混乱,高层正致力于通过整合派性组织、成立“革委会”,以重建地方政权。“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之后,如果说中央有什么自上而下的问责考核,也许核心内容就是看是否实现了这种联合。经过复杂的协调,通过形式上的选举,革委会终于成立。成员有二三十人,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也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在其中。县里还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属于当地“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对于地方日常工作介入较少。军人担任县党委的核心小组组长,基本作用是军队掌控地方,以使得各方力量的对立摩擦有所缓和,具有以军监政的作用。王郁昭同时是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从全县工作来说,大事情要经过核心小组开会,但是核心小组并不经常开会,开会也没有什么规律,以主任为首的革委会主持县的全面工作。

革委会成立以后,王郁昭面对更大的挑战,是恢复全县社会经济秩序。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大学教师,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也不懂工农业生产,初期舆论并不看好。但是,两三个月以后,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他上任不久,一个造反派首领,在县革委会开会的时候,带领一些人围攻县领导,把王郁昭等人堵在办公室里,指责谩骂一整夜。次日,王郁昭报请地委同意,将这几个人抓了起来。接下来,又抓了一位造反派首领,因为有人举报此人奸污女知青。为了扩大影响,他还决定在县城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因为这两个造反派领袖在全县赫赫有名,印刷厂为公判大会印布告的时候,工人不敢印,王郁昭就自己到印刷厂去解释,打消印刷工人的顾虑,亲自安排印刷和宣传。随后,还抓了一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人也是县里有名的造反派人物,带领一些村里人砍了树,县里以滥砍滥伐的理由把他抓起来了。这几件事的处理,震慑了不稳定力量,树立了政府的权威,为经济社会秩序打下了基础。

王郁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文革”中间,社会很乱,老百姓很盼望恢复秩序,关键是看地方领导。对于领导人来说,当时抓人在程序上相当简单,因为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抓人不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县革委会下面有个“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县领导做出抓人决定,安排“人保组”去抓就行了。但是对于县领导来说,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因为抓人要担责任,特别是抓造反派的人,风险更大。这些人头上有光环,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闹革命”,抓他们需要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抓不好,会出更大乱子,成为“打击革命群众”,这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他还提到,1975年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时,解决徐州铁路枢纽瘫痪的问题,关键措施也是抓了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大张旗鼓地抓,抓了还开公判大会,抓了大造反派,震慑了小的造反派,大家才能搞生产,火车才通了。

在基本建立了正常的政府运行以后,一般社会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为了恢复农村社会秩序,王郁昭利用一起事件大做文章。皖东农村有一个陋习,婆媳吵架而媳妇自杀,娘家人就会来婆家抢粮食、扒房子,王郁昭抓住这个事件,在全县农村张贴告示,同时安排广播宣传:有问题找政府,不准借机闹事,不准抢粮扒房,否则严厉惩罚。广播宣传,大造声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全县政治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民心得到稳定。县政府有了权威,王郁昭本人也获得了信任。县里的人们开始说:“看来这个文人行”。在这个基础上,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1975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此前,地委书记陈作霖找他谈话,说:“你准备到地区来担任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全椒县你来物色人选,接你的班。”不久,省委的任命文件就下来了。到地区后,地委书记陈作霖负责应付造反派,稳定大局,因为经常有造反派冲击政府;王郁昭负责抓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等。1978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书记。这时,“文革”已经结束。王郁昭清楚地记得,地委在两天里接连收到两个省委文件,第一天来了一个文件,任命王郁昭为地委书记,免去原地委书记的职务。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文件,任命原地委书记担任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接到任命文件前,王郁昭本人毫不知情,更没有省领导找他谈话。之前,省委没有派人下来考察,更没有现在提拔前的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等活动。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

提携者

王郁昭晚年谈到自己的从政道路,他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谈到万里对于他的影响,则深远复杂。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那天晚上,他们谈了有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新书记后来在一次内部会上说,他曾经征求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家庭承包不是大方向。当时,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署名文章,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现在,虽然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有不同解释,但在当时,就文章本身而言,作者是农业部门领导人,发表在权威性政策刊物上,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立场对地方影响巨大。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此前上层纷争的细节,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本人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初冬,王郁昭又回到安徽,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全椒、滁县(现为滁州市)等地,虽步履蹒跚,但兴致勃勃,见了诸多旧友,谈及许多往事。回到合肥,我们住进稻香楼宾馆。饭后,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在稻香楼与万里夜谈,谈到最近一次探望万里。最近的探望是数月前,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厅很有名,文革中间毛泽东曾经住在这个厅。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经常在这个厅打桥牌,有时也在这里请人吃饭。这天,他约王郁昭到这里见面。说到这次探访,王郁昭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在外人听来,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至于其他,则难以解说。古往今来,官场上朋党系统的生成演化,可谓玄妙莫测。通常首先是政见一致。但是,晚近以来那些年的高层纷争,恰恰是政见一致的重要领导人之间多有不睦,政见相同者和政见相异者之间出现交叉组合,才导致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悲剧。所以,政争无法成为政治变局的唯一解释变量。政争之外是权争,而权争过程本身殊难扑捉与描述,外部观察者往往望风扑影,无法透彻和实证。还有分析将同乡引以为重要因素,如说万里与王郁昭即为山东同乡。但是,从九号院的故事看进去,重大政策取向的纷争,清查处理过程中领导班子内的矛盾,恰恰在高层同乡之间至为激烈。看来,政坛力量的演变轨迹及其机制,虽说不无规律可言,却又并无可以套用的研究分析框架,硬要总结通则,委实难乎其难。时下学界的诸多“研究”,不在实证探究方面下功夫,更多是望风扑影和凭空发挥。

后语

在主持了清查和遣散之后,王郁昭仍然在九号院办公,还用原来的办公室。由部分农研室人员组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也继续在这个院子里办公。1998年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农村部迁至原来的外交部大楼。在所有原来九号院的工作人员中,王郁昭是最后离开这个院落的。他从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一年后,也离开九号院。从此,九号院与农村研究再无瓜葛。

也许,退休生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情本色。王郁昭晚年,孜孜不倦的事情是写作。刚退下来的几年,他经常参加调研和会议,写了不少建言献策方面的文字。有的通过内部渠道送到高层,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批转;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纪念改革30周年的时候,他写的征文入选并得奖,受邀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改革30年纪念大会。那次征文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只入选两篇。最近几年,王郁昭主要写回忆性文章。他的回忆录,书稿写了五十几万字,由打字员录入电脑,他自己再审阅校对。他晚年写作的习惯是,用铅笔写作。三年写了五、六十万字,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写回忆文字的同时,他仍然也写一点文章发表。不久前,我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夫人贾粹华戏言:“老头子这一年,开了一个刀,写了三篇文章”。年初的时候,他被发现胃癌,住院手术一个多月。所写三篇文章,一篇是回忆文革中当农民的生活,给了地方党史部门;一篇是谈当前农民工问题,提交作为会议论文;一篇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表于报纸。

一段时间里,王郁昭曾想学习电脑和上网。他很佩服朱厚泽,因为朱厚泽很早就使用电脑。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有时也一起去外地走走。他知道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报刊上看不到的东西。我教过他几次,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学会。他很关注国内外大事和热点问题,每次见面聊天,都会问到最近有什么情况,如果我刚从国外回来,他就会问起国际有些什么新动态。通常,他的提问很空泛,如“你最近都听到什么了?”一般来说,这类问题很难回应,但我知道他的意思,由此开始某种讨论或者他的回忆。这几年,他有一个变化,谈现在,他的话明显少,谈过去,他的话则很多。当下的事情,比如这几天或者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容易淡忘模糊;但是,以往的事情,那些十年或者几十年前的经历,记忆则非常清楚。有的事,我在20年前就听他讲过,但今天再讲,依然清晰准确,甚至细节都不差。

2011年岁末的一个下午,王郁昭来到我的办公室,讨论他的回忆录书稿。中间,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这个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他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了重大转折,农民的基本诉求被政府接受,“村民维权理事会”由被宣布非法变为被政府承认。这位朋友认为,乌坎事件意味深长,其在政治改革上的历史地位,堪比当年安徽小岗村在经济上的历史创举,或者,中国的农民组织和村庄自治,由此开启了新时代。这家杂志社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小型研讨会,主题即为“从小岗到乌坎”。同时,希望能够邀请王郁昭参加这次会议,请他结合“小岗”谈谈“乌坎”。

放下电话后,我和王郁昭开始议论乌坎事件。我们从乌坎事件聊到了仁寿事件。1992年末和1993年初,也是在一个深冬季节,四川仁寿发生了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严格地说,这是改革以来震动高层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因为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体的,如发生农民自杀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仁寿县为修路强制农民集资缴费,农民张德安以中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政策规定为依据,走街串巷奔走宣传,动员农民抵制。上万农民奋起反抗,堵塞公路和围攻乡镇政府,冲突激化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进行高压宣传,一方面想方设法抓捕张德安。事情报告到中央,万里说:这个张德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于是,因为万里的表态,政府的处理发生根本转折。随后,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内部会议提出要求,并在会上传达了万里的谈话。那时,王郁昭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随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谈到:从仁寿到乌坎,可以说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新飞跃:而从小岗到乌坎,则可以说是农村改革从经济突破到政治突破的新飞跃。农民在变,政府也在变。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突破或者激变,或可称为中国政治重新建构的开始。说到乌坎农民的新型组织,王郁昭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早就应该实现真正的基层自治,就基层直接选举来说,仅在村庄很不够,不仅应该在乡镇层面,而且应该在县的层面,推进直接选举。

我想起朋友在电话中的委托,鉴于王郁昭的特殊身份,作为当年支持小岗村农业“大包干”的地方领导人,现在来谈乌坎事件,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我建议他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婉拒了。他表示:老了,听力很不好,无法正常听会,说话也跟不上。说:“你们来吧,我从心里支持你们。”看着他的神态,我想到杜甫的《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全文完)

本文是作者为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