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纪事

制作团队:中国改革信息库

2015年02月11日 人浏览

邓力群纪事

导读 中宣部原部长邓力群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官方称其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评论]

邓力群(1915年—2015年2月10日),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1975年后,邓力群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及老部下

“文革”末期,邓小平发起整顿,与“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1975年复出时,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论智囊以及笔杆子,曾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体现了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做指导领导整顿的理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力群可谓是小平同志的“患难之交”以及老部下。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推动按劳分配大讨论

按劳分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原则,很容易被论证明白,获得人们的共识和共鸣。其次,在“极左派”的众多理论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最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再者,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1977-1978年的按劳分配大讨论有力的促进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的铺开。

1976年,国务院研究室解散之后,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据吴敬琏的回忆,于光远是主导者,邓力群有时也参与讨论。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半个多月后,2月25日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核心问题是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员与会,不过它们均不是主办机构。全国的报纸几乎没有予以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然而,尽管如此,这个讨论会还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应。会议结束时,于光远做了总结发言并推动了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在第二次研讨会发言稿的基础上,1977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冯兰瑞和苏绍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邓小平说,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国务院研究室要另外再写一篇大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着手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指出: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再一次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进行修改。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

1978年对外开放侦察兵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率一行二十三人去日本考察企业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任顾问。邓力群说:“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

邓力群描绘得仔细:“包括农民在内,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我们星期天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妇女,没有穿同样衣服的。接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换衣服。衣服式样朴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  日本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都不错,这令邓力群印象深刻:“把车子放在路旁,不上锁,……工厂不生产自行车、摩托车的锁。他们的商店,下班时候不上门板,也没有铁栅栏。有些拍卖品,摆在窗外的台子上,下班不收进去。”

给邓力群印象特别深的是,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他发现原来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日本较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有了很多新变化。

12月5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很快写出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涉及:企业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和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提出了六个方面建议: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重视开发国内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鼓励竞争;以改革推动管理;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

12月底,代表团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在“大跃进”前,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而之后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因此,在引进技术时,必须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汇报得到了正面反馈。余秋里和康世恩批准印发考察报告。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

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袁宝华和邓力群等人商量,向国务院提出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这是学习日本经验,由协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纽带作用,很快获准。1979年3月3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袁宝华任会长。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第一期学员有110名,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工交办公室)主任27名。首先是介绍日本经验,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来做报告。

社科院历史所小礼堂里,邓力群组织了几场报告会,会场挤得满满的。邓力群讲观感,讲积累和消费,农轻重,价值规律和计划性。马洪介绍《日本资本家怎样管理工业企业》;孙尚清介绍《关于日本的技术引进和企业对职工的经济刺激问题》;吴家骏报告《关于日本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1979年10月这四个报告也汇集出版了,以邓力群的文章题目为书名,叫《访日归来的思索》。最初的企业改革是从改善企业管理开始的,然后才是体制上的变革。

当年,袁宝华62岁,邓力群63岁,马洪58岁,孙尚清48岁,吴家骏46岁。

扶持年轻人一把,促成农发组成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给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回首当年,农发组的成立离不开浓郁的时代背景,虽然发展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给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然而,农发组横空出世,与邓力群的积极扶持离不开。

1979年,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因为头年大旱,安徽山南区自发包产到户的比例达到77%,结果是夏粮比上年增长265%;国家征购增长5.7倍。可是,县委却要求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1980年6-7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十几个省的调查。这时,大约20%的生产队都采用了包产到户。虽然增产增收,可还是议论纷纷。最要命的反对是说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性错误。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吴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反映了当时的交锋。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会议室,到会讲话的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会议由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王耕今主持。邓力群在成立会上讲:“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邓力群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发展组,并允许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调查。农发组把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选在了最早开始包产到户试点的安徽滁县。发展组滁县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然后这些报告到达中央高层手中,批示说: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1982年2月25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发组的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面临去留问题。邓力群首批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仅仅是挂靠,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2万。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

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对发展组的直接过问逐渐减少,他委托吴象联系发展组。业务方面,主要由杜润生来指导这个组的工作。

重提阶级斗争 公开反对邓小平

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号称“左王”的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曾撰文重弹“姓社姓资”之声。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左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成果。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离休后,邓力群仍然致力于理论研究,前些年,他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体现了他的思想主张。2006年,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信息库综合自凤凰网、《新疆日报》、人民网、《党的文献》、观察者网、《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河北青年报》、《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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