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瑜:困难局面下顶着逆风照样前进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原文时间:2015年12月29日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杜润生同志不仅是属于农民的,他也是知识界的,是科学界的。

  1956年2月,我从经济部门调到科学院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杜润生同志,到现在46年了。我不仅是他的晚辈,也是他的徒子徒孙中的一员,今天我看到杜老90高龄,身体依然健康,思维依然敏捷,特别是看到农村改革展示了新希望,我很高兴。

  我在杜老身边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朝夕相处多年,我有三点感受。第一点,杜老不光是个才子,不光是个好的领导者,他还是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家的特性表现为知行合一。他到任何一个部门去工作,都能把实际工作里面具体的问题上升到政策、最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很多思想见解,再来指导实际工作。我们在科学技术部门工作,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条。杜老是1956年2月被贬到科学院来的,到科学院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搞科学规划。当时700个科学家搞科学规划。那么多科学门类,那么多建设的问题,这个规划怎么搞?全世界都没有经验,美国搞曼哈顿计划是搞一个原子弹,一个单项计划,我们如何搞综合、长远的战略性计划呢?700个科学家议论纷纷,意见很不一致,请了16位苏联专家来,也是各抒己见,怎么也弄不起来。杜老最后创造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佩服的办法,叫任务为经,学科为纬。把建设的重大问题作为经来排列,学科作为纬,把它交叉起来,这样把整个科学规划工作组织起来了。十二年规划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奠定了中国科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从1956年到l961年,杜老领导科学院的一个政策研究班子,做了大量、深层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1960年冬到1961年4月,在他主持下,提出科学工作十四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件。是第一个系统总结科技战线三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这个文件被认为是科学工作的宪法。中央文件是这样写的: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要按照这个文件执行。不光是科学界,而是整个知识界。他在科学院工作不过四年多,就为整个科学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有理论指导的政策基础,确实人才难得。


吴明瑜


  这个文件(十四条)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这是多少年来科学界争论不休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那儿瞎争论。第二个是知识分子政策,也是红与专的问题。第三个是党的领导问题,就是外行和内行,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他把很复杂的科学工作高度概括,从这里面提出政策思想来,而且都是创新型的。

  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他研究了各国科学发展的政策,研究自然科学取得成果的经验教训,力排众议。因为当时我们从来都是把科学、技术、生产联系在一起。他经过1958到1960年,思想逐渐成熟,提出一个很完整的看法。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它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发展,它的实际不仅仅是生产实际,当然很多方面最终要和生产实际相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他说应当尊重科学工作特有的方法,一个叫实验,一个叫计算(数学推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其他很多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它是依靠实验的验证和数学的推导,不是简单地和生产结合。而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都为生产服务,当然大量的技术工作是和生产结合的,许多科学工作也是与生产有联系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和生产联系的。比如某些天文知识,宇宙的起源等等,你就无法和今天的生产联系,难道你就不要研究吗?他在1960年就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专门从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受到非常大的欢迎。

  再讲知识分子政策。1957年反右斗争,按毛主席那个时候的讲话,知识分子暂时归于资产阶级一类来讨论,毛选五卷上可以查得到。暂时归于资产阶级一类,好了,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到文革中则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形成全面专政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进而变成被专政的对象。杜老在1957年访问苏联,搞科学规划中苏合作,1957年底的时候回来给中央写过报告,认真地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把大量的知识分子予以残酷地打击。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但是,从1957年以后,我们自己搞反右斗争、红专辩论、大跃进,一路下来,对知识分子一直是歧视、打击,作为改造的对象。所以在制定十四条的时候,杜老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初步红了,他就不是资产阶级。用了这个概念,叫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极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叫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当时这十四条奠定了我们的政策基础。

  第三个是党的领导问题,这在当时说出来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杜老说我们研究所这一层,党要领导,研究所下面的研究室,党的基层组织不能负领导责任,不能说这个研究室建立支部,建立总支,就由它来领导。他说小弟弟、小妹妹来领导老头子们,老头子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都是学科上的泰斗,中国科学院的那些学科,都是这些学者在领导,他们都是领袖人物。怎么能让年轻的、他的徒子徒孙来领导他们,怎么好安排这个事情呢?如果在学术问题上采取这样的做法,非出问题不可。所以在十四条里规定,研究所一层叫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到研究室,支部不负领导责任,支部是保证、监督作用。后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说完全赞成这一条,小平同志讲我们军队不也是一个样子嘛,也有区别嘛,团叫政委,营叫教导员,连叫指导员,就是有不同嘛,应该区别,所以就肯定了这一条。就是科学界首先打开这第一炮。这个问题至今我都觉得是十分重要。我们到处都是基层,到处都领导,到底行不行?你领导什么?十四条里讲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的领导,党的领导在所里面,领导要把握政治方向,你不是去干预学术,学术要贯彻双百方针。而且鉴于1958年、l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问题就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极其不容易。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理论家。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就是杜老尊重人权。大家说他海纳百川,他不光是和同事们共事,不管老少,他都能听你的意见。他在农业部门,尊重农民,相信农民,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谁最懂得种地呢?是农民。毛主席是极其伟大的,有很多成就,但是很遗憾,直到毛主席过世,中国粮食还是不够吃。毛主席关心农民,亲自制定六十条等等,但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信任农民,不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中国的农村改革这么多年得来的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农民。我觉得至今这还是重要的问题。比如农村的市场化问题,过去只是靠领导的一句话就改变取消它,这怎么行?最终还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要尊重人权,要尊重农民的权利,把农民当人。在科学界里,杜老也是把知识分子当人来看待。过去把知识分子当作改造的对象,动不动就这样斗、那样斗。而他呢,在科学界那么多年,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科学工作十四条所以能够形成,就是他广泛听取了科学界的意见,我觉得前无古人。他那时做了大量的调查,开了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还不够,派很多的调查组,各方面去收集意见。还不够,发动科学工作者笔谈,然后把笔谈意见都写出来、印出来,叫笔谈集,印了多少集笔谈集。在这样大量的意见里,集中起来取其精华,形成了这样的文件。





  改革开放以后,我和杜老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了,但还有很多非工作的接触,关于农村问题谈得很多,比如1980年初,谈进口粮食调剂,他说农村土地是稀缺资源,怎么在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解决土地稀缺问题。谈到长途贩运问题,谈到农村商品化问题,当时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比例不是很高的,因为粮食就没有商品化。再讲农村经营结构调整问题,后来讲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怎么可以做到抵押,租赁等等。总而言之,他在农村问题上始终是一条,要尊重农民,要让农民真正解放。这是我第二点感受,就是杜老尊重人。

  第三点感受,杜老真是刘堪同志刚才讲的,有一位领导人说杜老一生坎坷。杜老解放后,从1953年开始受尽折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讲,1956年、1957年以后,我们党极左的路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其实不只是1956、1957年,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就开始了,所谓"小脚女人"。杜老在科学院十年之间的工作,不去讲其中困难的局面,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受到的迫害和折磨,那也是别人少有的,比在农村工作部受的罪还要大。但是杜老有个信念,我记得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他在中科院青年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说我们不要只考虑顺境,一定要考虑到逆境,逆境时你怎么生存,怎么对待,怎么生活?我觉得杜老对逆境的处理真是无私无畏。1956年因为"小脚女人"问题贬到科学院来,他并不因为这样子就缩手缩脚,真是变成小脚女人了,照样是大脚、大步向前走,在科学界努力奋斗,提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对科学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反右斗争以后,后来还有其它的折磨都不去具体讲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杜老一直是在这种困难局面下、逆境下,顶着逆风照样前进。文化大革命以前,杜老跟我谈话,说不管什么冲击过来,你一定要顶得住,千万不要自杀。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我们科学院的政研室,首当其冲,叫杜家班子,我们4个人,有2个自杀,死了1个,救活1个。我当时没有自杀,就是因为杜老这句话。当时我曾想过,死了就说不清楚了。杜老说,你一死,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他就是很坚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多少罪啊。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打倒的就是杜老,就是因为陈伯达出尔反尔。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贯彻得很好。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当时很有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牵连到6个教授,钱伟长、曾昭伦、华罗庚、童弟周、陶孟和、千家驹。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曾昭伦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个都没有被打成右派,全保护下来,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勇敢的。在文化大革命起来的时候,1966年6月16、17日,张劲夫杜润生商量,是不是立即给中央写个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保护科学家、保护科学界。然后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同意,说你们写,聂老总也支持。杜老就让我们起草文件,文件写好了,周总理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了,这个事情就委托陈伯达去照顾。陈伯达在6月20日到中国科学院来,20日、22日连来两天,亲自开会。他对聂荣臻讲,你是科学界总司令,聂老总说不不不,文化大革命你是总司令,你负责。陈伯达讲什么呢?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抢档案的、切断电话的、抢占机要室的,都是反革命,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杀人放火的也是反革命,就这两条。我当时在会场,他对我说,你都记下来,立即修改文件,把这两句话加上去,写黑体字。我就赶到印刷厂,印刷厂就在附近,他们会不散,等我把文件印回来。陈伯达说他把这个文件带回去,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让张劲夫向国务院汇报。陈伯达指令张劲夫要反击,把造反派夺的权夺回来。结果科学院杜老领导我们研究室起草了一个社论,在科技报上发表,6月25日要反击了,要把权夺回来。一个礼拜后,陈伯达回来说谁让你们夺权的,谁让你们捉造反派的?你们怎么鸡毛当令箭呢,他说话叫鸡毛当令箭,把造反派放出来,你们放着老右派杜润生不斗,斗造反派。好,一下子把杜润生打入地狱,一下子斗了十年。我就说这个历史,本来杜老到科学院时才43岁,正是精壮年龄,精力旺盛,思维敏捷,那时候可以做多少工作啊。到文化大革命是53岁,现在很多人都50多岁,是正当年的时候。杜老没法工作了,非常可惜。但是杜老就是这么一个信条,坚信他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说的是真理。到现在证明了,所谓老右、老右者,正是因为那是极左的路线,才看你是右了,其实你是走了正确的道路,那极左的人总是歪着脖子看你,总觉得你是右了。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杜老走了一条非常正确的为民造福的道路。■


  (作者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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