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原文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准确些说,是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负责人先是王任重,后是万里,他们都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本职来兼任;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负责人为杜润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若论政策研究影响,尾声阶段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来说,这段生活可谓刻骨铭心。在这短短一年里,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几乎都经历了迷茫、纠结,甚至颇有些惊心动魄。若干人的际遇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谈到九号院,这段事情无法不说。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是王郁昭

王郁昭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他调来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工作,日常有所接触。后来,我做他的秘书四年,由此开始多有往还。在九号院的高级干部中,他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谈到九号院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兴衰过程,无法不谈王郁昭。谈王郁昭,也许则不应该只谈他在九号院的岁月。九号院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调来九号院之前,他长期在安徽工作。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初进九号院

1987年秋天,王郁昭来到九号院。

九号院里的人们对于王郁昭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2年秋天,在年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他又来了,这时候他是安徽省长。我在会议秘书组工作。会议报到时,我负责发放出席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召集座谈,或者会议分组讨论,我常常负责签到和记录。作为会务人员,当然见过王郁昭,但并没有什么交流。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两次来京开会的情况,但对我则毫无印象。

更早进入九号院的同事,则与王郁昭有更多交往。1970年代末期,王郁昭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万里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支持保护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那时,九号院就很关注王郁昭了。初期,九号院对于万里王郁昭安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中央高层否定家庭经营的政策意见,就是通过九号院发出;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反对家庭承包的重要文章,也主要是九号院所出。那时候,九号院关注安徽,重点是关注安徽的滁县,王郁昭作为滁县地委书记,作为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急先锋,自然受到关注。1980年春天,万里调任北京,成为九号院农村工作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高层政策意见纷争依然激烈,九号院曾数度召集内部座谈。王郁昭曾两次受邀与会,参加高层政策讨论,此外,他也曾安排地委秘书长或者县委书记来参加过会议。九号院也曾不止一次派员到他主政的滁县去实地调研。九号院的一些同事,对于王郁昭不仅有所知悉,有的还相当了解。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存续七年,王郁昭是从外部调来的第二个副主任。第一个是陈俊生,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我们秘书处曾为他的到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如准备办公室等。但是,任命后他一直没有来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又一个任命下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国务委员,曾分管农村工作。王郁昭任命后,也是迟迟没有上班,有两个来月未见其人。这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似乎与陈俊生一样,有些不寻常。但是,到了秋天,也就是国庆节以后,王郁昭出现了。一般来说,人事变动都有突如其来的特点,包括突然宣布任免、要求马上交接到位。但是,陈俊生和王郁昭都不是这样,任命是“突然”的,但是并非“马上到位”。陈俊生任命后不上班,旋即又有新的提升,在九号院仅一掠而过,如神龙首尾不见,其发生原因和内部过程至今不得而知。王郁昭开始也没有上班,我们当时也有些议论猜测,但对真正原由不得而知。后来,他自己多次说到其中内情。

官员的调动,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历来是官场热点话题。官场中人关注议论此类事情,就如同乡下农民关注和议论田地里庄稼长势和收成一样。通常,人们议论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官员的基本情况,如何方人士,曾做过哪些职位之类;如果深入些,则会说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工作特点,有何业绩等;再深入一步,有知道更多情况者,则会议论这个人后面什么人在支持重用,甚至直接说是谁谁的人。在九号院的那些年,我常有机会随同一些部级干部出差开会,不同的人可能朋友圈子不同,但是聚会闲谈往往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对于王郁昭的到来,人们自然也免不了议论,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官场消息的传播,往往是知情者不肯细说,肯说者又往往不知详情。也许正因为没有确切权威的消息,揣摩猜测才更加热烈。1987年夏天,王郁昭的任命对于九号院来说,显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既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议题,如准备办公室、配备车辆、安排住所等;也是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的话题。那时,我听到的一些议论说,其实九号院并不需要增加领导,王郁昭是上边“例外”调来的;还有的说,他是万里欣赏重用的人。

对于王郁昭本人来说,调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二十余年前,我刚给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多次说起过这次调动;现在,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谈到当年调动的情况,若干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1987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表示,现在更能理解鲁迅文章中关于“横站”的说法,因为需要随时准备转身应付来自背后的袭击。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晚年谈到这次与中组部长的谈话,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后来,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原话。这段话出自鲁迅给杨霁云的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回到省里几天后,任免文件通知就到了,他马上与代理省长交待工作,并向中组部领导表示,在安徽工作四十年,对安徽有很深的感情,不想马上到北京上班,而是要在安徽再走走,去一些地方看看。大约三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报到。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和九号院一位副主任到机场迎接他。他到单位报到,并没有到九号院,而是去杜润生家里礼节性见面,算是上任。然后,他又回到安徽,过节后来到九号院上班。

王郁昭到九号院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如他在一本书中所说:“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在九号院里没有分工的还有一个领导,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九号院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分工,直至再度调走。大约是在198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九号院的领导班子开会,让王郁昭分管九号院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九号院的工作主流。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或者说,让他到九号院,说是更好地发挥他在农村改革中作用,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调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殊为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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