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6】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原文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自县长起步

王郁昭从担任县长到担任省长,经过了十三年,其中县里工作五年,地区工作八年。从大学讲台到主政一县,是王郁昭的人生转折,更是他从政的起点。如同在地区经受了农业大包干的考验一样,在县里,他经受了另一种考验。

1970年春天,在经历了“文革”前期的冲击折腾之后,王郁昭全家下放到淮北一个村庄当农民。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每天像当地普通农民一样劳作和生活,简朴单调,轻松悠然。他甚至开始喜欢这样的活法。秋天,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向那里的省委工作队报到。通知是一个简短的电话,未说所为何事。他对于这通知有些吃惊,对于去全椒也有些迟疑,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五六天,省里又来电话催。于是,他背上挎包,经过一天的公共汽车颠簸,到了全椒。这才知道,让他担任省委驻全椒县工作队队长,并准备留下来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

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全椒县乱得全省闻名,因为派性严重,联合不起来,成立不了“革委会”,社会经济秩序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被点名派到全椒。提名王郁昭到全椒的人叫杨晓椿,当时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省委工作队。他想到王郁昭,是因为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王郁昭下派到一个公社,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汇报工作,给杨晓椿留下较深印象,但彼此并无个人交往。杨晓椿点名王郁昭,是王郁昭到全椒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的。作为省委工作队长,王郁昭的首要挑战是协调整合全椒县上层各种力量,实现所谓“革命大联合”,标志是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那时,全国来讲已经没有县委县政府,派系组织林立,政权秩序混乱,高层正致力于通过整合派性组织、成立“革委会”,以重建地方政权。“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之后,如果说中央有什么自上而下的问责考核,也许核心内容就是看是否实现了这种联合。经过复杂的协调,通过形式上的选举,革委会终于成立。成员有二三十人,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也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在其中。县里还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属于当地“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对于地方日常工作介入较少。军人担任县党委的核心小组组长,基本作用是军队掌控地方,以使得各方力量的对立摩擦有所缓和,具有以军监政的作用。王郁昭同时是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从全县工作来说,大事情要经过核心小组开会,但是核心小组并不经常开会,开会也没有什么规律,以主任为首的革委会主持县的全面工作。

革委会成立以后,王郁昭面对更大的挑战,是恢复全县社会经济秩序。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大学教师,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也不懂工农业生产,初期舆论并不看好。但是,两三个月以后,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他上任不久,一个造反派首领,在县革委会开会的时候,带领一些人围攻县领导,把王郁昭等人堵在办公室里,指责谩骂一整夜。次日,王郁昭报请地委同意,将这几个人抓了起来。接下来,又抓了一位造反派首领,因为有人举报此人奸污女知青。为了扩大影响,他还决定在县城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因为这两个造反派领袖在全县赫赫有名,印刷厂为公判大会印布告的时候,工人不敢印,王郁昭就自己到印刷厂去解释,打消印刷工人的顾虑,亲自安排印刷和宣传。随后,还抓了一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人也是县里有名的造反派人物,带领一些村里人砍了树,县里以滥砍滥伐的理由把他抓起来了。这几件事的处理,震慑了不稳定力量,树立了政府的权威,为经济社会秩序打下了基础。

王郁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文革”中间,社会很乱,老百姓很盼望恢复秩序,关键是看地方领导。对于领导人来说,当时抓人在程序上相当简单,因为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抓人不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县革委会下面有个“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县领导做出抓人决定,安排“人保组”去抓就行了。但是对于县领导来说,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因为抓人要担责任,特别是抓造反派的人,风险更大。这些人头上有光环,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闹革命”,抓他们需要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抓不好,会出更大乱子,成为“打击革命群众”,这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他还提到,1975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时,解决徐州铁路枢纽瘫痪的问题,关键措施也是抓了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大张旗鼓地抓,抓了还开公判大会,抓了大造反派,震慑了小的造反派,大家才能搞生产,火车才通了。

在基本建立了正常的政府运行以后,一般社会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为了恢复农村社会秩序,王郁昭利用一起事件大做文章。皖东农村有一个陋习,婆媳吵架而媳妇自杀,娘家人就会来婆家抢粮食、扒房子,王郁昭抓住这个事件,在全县农村张贴告示,同时安排广播宣传:有问题找政府,不准借机闹事,不准抢粮扒房,否则严厉惩罚。广播宣传,大造声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全县政治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民心得到稳定。县政府有了权威,王郁昭本人也获得了信任。县里的人们开始说:“看来这个文人行”。在这个基础上,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1975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此前,地委书记陈作霖找他谈话,说:“你准备到地区来担任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全椒县你来物色人选,接你的班。”不久,省委的任命文件就下来了。到地区后,地委书记陈作霖负责应付造反派,稳定大局,因为经常有造反派冲击政府;王郁昭负责抓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等。1978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书记。这时,“文革”已经结束。王郁昭清楚地记得,地委在两天里接连收到两个省委文件,第一天来了一个文件,任命王郁昭为地委书记,免去原地委书记的职务。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文件,任命原地委书记担任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接到任命文件前,王郁昭本人毫不知情,更没有省领导找他谈话。之前,省委没有派人下来考察,更没有现在提拔前的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等活动。

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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