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5】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原文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终结”九号院

1989年夏季之后,高层一纸令下,九号院的历史使命戛然而止。次年秋季,人员遣散完毕。这一年多,院子里的人们不再介入高层政策研究,从工作而言无所事事,但是,日子却过得异乎寻常地沉重和纠结。这是九号院波诡云谲的一年。这一年,王郁昭是九号院的主要负责人。

九号院的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先是撤销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但是院子里的人们还有些许期冀,因为还有另一块牌子,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但是不久,中心也宣布撤销。这样,这个机构的牌子就摘光了。与此同时,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即临时党委和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王郁昭为党委书记和领导小组组长。原领导班子就地解散,主任杜润生未被安排进新班子。此前,他担任这个研究机构的主任达七年之久,从清查开始,不仅不再是领导,而且成为清查对象。

对于王郁昭来说,执掌这个时期的九号院,不仅心里感受复杂,而且具体工作棘手。天安门事件风波所及,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各部门中,九号院可以说是受影响最烈的两个机构之一。当时,需要清查人们在事件中的活动表现,不仅有公开的,也有非公开的;不仅包括一般工作人员,也包括部长级干部甚至涉及更高层。在清查的基础上,还需要做出组织处理,包括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党纪或政纪处分,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然后,转入人员的分配和遣散阶段。需要分配安排工作单位的人员近二百,安置过程中涉及多个部委。王郁昭的压力主要来自清查处理。因为,人们对于事件过程本身和清查清理本身,认识上和态度上的纷争很大,也很深。

清查工作启动之初,九号院来了清查工作组。组长是一位中直系统的副部长,组员有七八人。在工作组督导下,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代事件中的表现,并且写出书面材料。大约一个月,预定过程基本完成。人们认为,清查可以结束了,工作组也可以撤离了。但是,想不到的是,新的工作组又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是国务院系统的一名部长,工作组成员增加到二十几人,阵势比上一个大很多。清查活动从头再来,人们颇多狐疑不满。一位处长说了些不满的话,被汇报到工作组,工作组长坚持要处分,以整肃对于清查的抵触。王郁昭开始不同意,工作组长在会议上斥责“胆小怕事”。工作组长实际上监督和领导临时党委。王郁昭的难处在于,既要执行工作组的清查要求,又要最大可能地减少清查带来的冲击伤害。

新一轮的清查力度增大,办法翻新,部署和监督更加严密。每个部门都派进了工作组成员,全面负责组织和监督这个部门的清查活动,要求每个人不仅说明自己的表现,而且要说明所知道的别人的表现。清查过程中,工作组采用了“背对背”方法。不论说自己的事情,还是说别人的事情,都是个人单独完成,不让别人知道,不得彼此沟通。然后,工作组通过分析比对每个人的自我表述来发现问题,开始新的清查活动。如此几轮调查,工作组认为情况基本清楚,提出了一个组织处理的意见,要求处分近二十人,既涉及部级干部,也涉及局级处级干部,还涉及出国人员和党外人员。

清查过程中,王郁昭内心的原则是尽可能不处分,如果实在要处分,则人员要尽量少,程度要尽量轻。在处理与工作组的关系上,他的做法是“不硬顶”,态度要好,但是在具体处分意见上据理力争。这是个与工作组博弈的艰难过程,每提出免除一个人的处分,或者是减轻处分,都要拿出足够的理由并反复交涉。最后,全单位处分了四个人。

九号院在清查过程中处分的四个人,分别是两位局级干部和两位处级干部。两名处级干部的处分是因为,他俩曾经一起在街头张贴一份关于“六点声明”的标语,一人负责刷浆糊,另一人负责粘贴。局级干部中,一位是下属出版社总编辑,曾经到天安门向学生演讲,事件过后录像资料被有关部门送到本单位;另一位是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副所长参加其他单位召集的会议并在一项声明上签名,所长作为主要领导要负一定责任。王郁昭提出,这位所长得知情况后批评了副所长并退出了活动,应该说表现不错,值得肯定,可以免于处分。但是,工作组坚持处分,僵持一段时间后给予最轻处分。有的非党人员参加了一些街头活动,工作组也提出要处分。王郁昭提出,等党员处理结束以后再讨论非党员的处理问题。关于非党员参与活动如何处理,中央应该有个文件精神,需要等待。对此,工作组不再坚持。

在紧张的清查处理中,1990年春节到了。但是,春节以后,工作组没有回来。王郁昭主动联系,工作组长既不表示清查结束,也不表示继续清查。王郁昭提出,应该有总结会,宣布清查结束。工作组不再露面,也不予回应,更不给任何说法。王郁昭谈到这件事情,说:“我把工作组这种不明不白的撤离称为‘不宣而退’”。联想到当年中纪委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事情,九号院工作组的表现是又一种“了犹未了”之后的“不了了之”。这种现象背后的体制逻辑耐人寻味。

工作组“不宣而退”之后,王郁昭继续处理清查清理的后期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出国人员如何定性处理。天安门事件前后,九号院系统出国人员有十几人,有的在出国前参加了一些广场活动、街头活动,也有参加过一些内部敏感会议,还有的在国外参加过一些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活动。根据要求,必须对这些人员做出组织处理。但是,党委班子内部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有的成员坚持要将部分出国人员定为“叛逃”,王郁昭坚持要定为“出走”。叛逃和出走不仅在定性上有根本差别,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日后政府如何对待这些人。主张定叛逃者不妥协,王郁昭也不妥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几次党委会议不欢而散。那时候,我是王郁昭的秘书。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期,党委已经无法开会,意见相左者基本也不见面,主要是秘书在中间代行沟通。最后,王郁昭亲自执笔给国务院领导写报告,说明因为意见分歧,党委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请国务院领导决定。报告写好,由我安排打字员打印并负责文字审校,王郁昭又附了一封亲笔短信。报告送上去后,有关的国务院领导始终未就这个处理意见表态,更没有任何形式的行文批复。对于王郁昭来说,这种结果相当理想。因为高层不表态,在结果上相当于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处分。后来,王郁昭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两年后,有些出国人员通过个人渠道联系他,表示希望回国,王郁昭都热情回应并积极安排。一位局级干部受过处分,在任命领导职务时中组部开始不同意,王郁昭先是通过电话向中组部解释,然后,又亲自去中央组织部说明情况,终于获准。

清查处理结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党员重新登记。形式上,或者说党内程序上,一个党员是否登记,主要是基层党组织决定。每个党员汇报自己在事件中的表现,然后由支部讨论是否允许党员登记,如果不允许党员登记,即意味着作为党员已经不合格,相当于变相清理出党。九号院虽然处分了四个党员,但都是党内处分,这些人的党员资格并没有问题。按照临时党委的安排,所有党员都进行党员登记。出乎意外的是,杜润生的党员登记问题发生了周折。涉及杜的清查活动颇为复杂,重要事情有两件:曾经受时任中央总书记委托,在科学会堂邀集有关人员讨论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一个副部长向工作组反映,在那次部级干部奉命统一乘车参加会议的车上,杜润生曾透露最高层人事变动。关于前者,因为是会议,参加者十来人,情况容易说明白;关于后者,杜本人和相关人都表示未曾说过,个别人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安排杜润生所在支部正常履行党员登记程序。

有一天,王郁昭接到中顾委一位领导的电话。他如约去了中南海,这位领导问:“杜润生的问题查得怎样了?”王郁昭说:“查清楚了,就是科技会堂开了个会,别的没有问题,现在准备给他党员登记了,党支部关于他登记的评语也写好了。”这位领导又说:根据中顾委掌握的情况,杜润生和另外三位中顾委委员的问题很严重,关于他们是否进行党员登记,需要写报告请示中顾委主任陈云同志。于是,王郁昭回到九号院,安排停止杜的党员登记进程。过了一段时间,关于杜润生等四人的事情,仍然没有正式消息,但是却有一些传闻。据说陈云的意思是,杜润生等四人属于政见不同,不是违法乱纪,不给党员登记不妥。当年处理李立三、王明所犯错误,毛主席动员大家选他当选中央委员,这几个人继续作为党员更没有问题。如果不让他们登记,以后说不定还要平反。王郁昭继续等待。大约距离上次中南海谈话两个月,王郁昭在京西宾馆参加时任政治局常委宋平召集的一个会议。散会时,王郁昭正离开会场,被那位中顾委领导叫住,这位领导说:“杜润生可以党员登记了,陈云同志有批示,你是否知道?”王郁昭回答:“不知道。没有接到通知,更没有看到文件。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登记材料准备好了。”第二天,中组部就给王郁昭来了电话,说杜润生可以登记,让把材料报过去。报送材料的次日,中组部又来电话,说没有意见,可以登记,并强调:“这不是审查,只是看了看。”当天下午,王郁昭就安排所属支部召开党员会议,通过了杜润生的党员登记。但是,直到杜润生的党员登记程序结束,王郁昭作为主持其事的党委书记,始终没有见到关于登记问题的正式文件,甚至是领导个人批示,核心过程只是非正规的个人谈话和不见面的电话通知。王郁昭在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也专门申明这个特点。

部长级人员中,朱厚泽组织关系的处理也有曲折。1987年初,朱厚泽从中央宣传部部长调进九号院,担任农研中心副主任。1989年初,朱厚泽又调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他离开九号院的时候,党的关系还没有转走。天安门事件之后,朱厚泽在全总的工作停止,但参加清查清理还在九号院。因为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分离,尤其是朱厚泽本人的特殊重要性,如何参加清查活动和党员登记,王郁昭心里没底。他的想法,既然组织关系仍在,上层没有特殊安排,则按照正常的手续推进。一天,他接到中组部电话,要求把朱厚泽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全国总工会。但是,当王郁昭派人到总工会联系时,总工会方面却不肯接受。随后,王郁昭接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总主席倪志福的电话:“朱厚泽的组织关系就不要转了,因为他来工会工作时间短,并没有多大错误。主要是看到北京市委向天安门静坐的学生捐款送水,总工会书记处集体讨论也捐了款,送了水;另外,中国工运学院学生要到天安门游行,朱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不听并借用了全国总工会的旗帜(横幅)。主要错误就这两条,而且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这位领导与王郁昭的通话时间很长,一再申明党的关系不需要转。王郁昭表示照办。但是,隔了两天,中组部又电话通知,还是要求把关系转到总工会,并具体指出要王郁昭安排人找总工会机关某某人。这样,朱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出。后来对朱的处理,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与九号院已无直接关系。(见王郁昭著《往事回眸与思考》第八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9月出版)。

清查处理和党员登记结束后,九号院就进入了人员分配遣散时期。经过数月工作,九号院的190多名人员,分别被分配到五个单位,分别是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体改委等。这种分配基本上都是带编制划转。到了这些单位以后,组建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国家体改委农村司。大家戏称九号院被“五马分尸”。此前,这些单位都没有专门的农村研究部门,所有的农村改革综合研究都由九号院负责。现在,在这五个单位成立农村研究部门,大家又戏称农村改革研究随着九号院的终结进入了“五龙治水”时期。

一般来说,主持政治运动中的清查和处理,往往落入“整人”窠臼,事后成为非议对象。九号院的清查领导者中,有的人长期在九号院工作,与大家都熟悉,但清查过后遂成路人,基本不再被理会,因为清查中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王郁昭则不然。他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与众人素无交情,但是清查之后,人望反而大大提升。不仅那些未受清查伤害者对他很友好,那些受到处分者也给予很高评价。若干年后,当年受到清查运动波及的人,有的担任省部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学者,还有的经商,都和他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大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寿辰聚会。对他来说,当年走进九号院的时候,可谓沉郁惆怅,但是离开九号院的时候,却是怡然坦然。

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清查工作,从九号院来说,对这里很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有研究者甚至从中看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指出:“地方领导人越来越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严格尊奉北京的命令,许多基层干部并不赞同上级发布的政策。1989的夏季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中央命令严格审查‘六四’风波期间人们的活动,并在那些公然反抗领导的人的档案中做出适当记录。但是全国无数单位都没有很好执行这项政策,只装了装样子,而没有真正摸清自己的人员究竟做了些什么。最终似乎也没有几个人有政治上不可靠的可怕记录被载入档案。在这个例子中,数百万公民以无组织的行动方式给最高层领导送去了一个沉默的信息:中央不能再把在单位中让中国人斗中国人作为增加北京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手段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点。”(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月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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