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4】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原文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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