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省长·九号院——王郁昭散记【3】
作者:赵树凯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原文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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