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外合作中的和平友好与互惠发展
作者:陈锦华 来源:国事续述 原文时间:2012年06月01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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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与认真——纪念中日邦交35周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作为一个亲历者,想起许多日本老朋友为发展经贸合作、增进中日友谊付出的心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引进工作,前后引进48项大型和特大型工业成套技术设备,合作方有日本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著名企业。应当讲,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都是友好的,成功的。但是,由于项目规模、技术复杂程度不同,加上双方历史、文化的影响,比较之下,与日本的合作则有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特点。

一个是感情的因素,最难忘的例子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稻山先生在日本是影响力最大的经济界领袖人物。1974年,中国政府决定同新日铁合作引进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机,以及相应配套的镀锌机组、镀锡机组、硅钢片机组等,项目放在武汉钢铁公司。在执行合同、开工建设的时候,稻山先生在日本的新日铁八幡制铁所指着建于1901年的一座高炉说,当年这个高炉用的是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矿石和煤炭点燃了日本近代钢铁工业的第一把火。现在我们能帮助武钢建设现代化的一米七连轧机和硅钢项目,是有了报答恩情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稻山先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种种干扰,都没能挡住中日友好合作的前进步伐。以这个项目建成投产为起点,武钢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精品基地之一。稻山先生报答中国恩情的理念,也贯穿在宝钢建设过程中,而且经历了新的、更大的考验。

宝钢开工建设不到两年,“文革”对中国经济深层破坏的恶果开始暴露,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80年底,中央决定对经济进行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宝钢是引进中的最大项目,建设需要调整,并受到责疑、批评。面对这种情况,稻山先生没有动摇,确信中国坚守信誉,并认为调整工作处理得非常好,宝钢的工作很圆满。他要求新日铁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宝钢做好调整。现在宝钢已成了中国最现代化、最大的钢铁企业。中国同工业先进国家的合作,有许多佳话,但像稻山先生那样怀着报答中国恩情的思想进行合作,则是绝无仅有的。这两批引进项目同日本合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企业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

中国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是从4个化学纤维项目开始的,批准的时间都是1972年,但建成的时间却相差很大,分别是4年、5年、6年、7年,其中建设最快的是从日本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4个项目的建成时间相差这样大,有多种原因,其中合作伙伴的认真负责精神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石化总厂厂址是填海造地,地质比较松软。日本方面不放心,担心设备的基础承受不了,于是不断提意见,一直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很重视,一再指示,要重视日本专家的意见,确保地基不发生问题。本来日本只是设备供应商,土建由中方自行设计建设,地基好坏同他们没有关系,更没有列入合同,日方不需要承担责任。他们不断提意见,完全是出于对整个工程的责任心。宝钢的原料场,因为堆放矿石要承受很重的压力,需要打很密的沙桩。这件事,中方是很重视的,但新日铁主管宝钢合作的副社长大柿谅见运到现场的沙子不多,就一再向我提意见。我说,请放心,中国别的物资不多,沙子还是不少的。但他仍不放心,见了面总提。于是我就请上海市建委派人将在山东采沙、运沙子的现场情况拍成电影,送给大柿谅看,他这才放心了。本来这件事也不涉及日方的任何责任,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但是出于对整个工程负责,他们还是三番两次、认真负责地向中方催询、建议,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味道。

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我总禁不住想起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读书,教课的老师名叫藤野严九郎。鲁迅记的讲义笔记,他从头改到尾,包括授课内容和文字语法,一丝不苟。鲁迅在文章中说积存的笔记有3大厚本,实际上据鲁迅博物馆后来的收藏整理,共计是6厚本。有一次,藤野在黑板上画了上臂的解剖图,鲁迅觉得不太好看,就把血管的位置移动了。藤野找他谈话,严肃地说,解剖不是美术,实物长在什么地方就应当画在什么地方。藤野先生的严肃认真态度,对鲁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事隔20多年,即到了1926年,鲁迅先生写了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并强调,要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克服中国人的马虎毛病。我对日本朋友说,一个是友好感情,一个是认真态度,它们构成了中日经贸合作的成功元素。在今天中日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的合作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感情和这种态度。日本朋友很赞同我的看法。

中法友好的历史传承

本文是作者为《国事忆述》(法文版)所作的序。继《国事忆述》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相继问世以后,我很高兴有机会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此书的法文版。本书从近40年来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侧面,以一个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和参与者的思考,叙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事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及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该书法文版的出版,如果能够让法国、瑞士和法语国家的朋友们通过我的经历更多地了解发展中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推动和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加深彼此的友谊,那将是我本人最欣慰的事了。

就我的经历来说,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中国同瑞士、同法语国家的关系是极其友好的。第一,中法都是文明大国,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传承影响了双方数个世纪的广大读者。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两国高层和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而较之更为深远的是文化,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作家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大仲马、罗曼·罗兰等人的名著,是在中国译作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读者最多的,特别在知识阶层中影响尤甚。1980年,陪法国总统参观上海广慈医院,他对医院的大夫能同他用法语对话十分惊讶1980年6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先生访问上海,我陪同总统先生参观瑞金(广慈)医院。这是一家创建于1904年、由法国天主教会主持的慈善医院,法文名叫“圣玛利亚医院”。总统在参观病房和外科手术室的过程中,现场的几位医生都能用流畅的法语直接回答总统的询问并且与之欢快交谈,总统先生非常惊讶,他完全没有想到中国还有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医生。我对总统先生说,上海有“东方巴黎”的美誉,不仅在医学界,而且在文学艺术和教育等社会各界都有热爱和熟悉法国文化的人士。我在北京上海工作过的部门,同法国都有过比较广泛的联系。印象最为突出的是,即使是商务合作,法国人也不会纯然地讲买卖,而会不时地夹叙文化话题。记得1996年4月我访问法国,在阿尔卡特公司总裁丘鲁克先生宴请的午宴上,双方交谈甚欢,以至顾不上吃饭。在说到儒家话题时,我一时随兴引用了孔夫子说过“食不言、寝不语”的语录,调侃着我们今天已经用“食欢言”“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没想到这句玩笑话还是引起了法方的兴趣,第二天中午,我所住的酒店就有快递包裹送来一部16开本、羊皮封面、印制精良的法汉文对照的孔子《论语》。这是我在其他国家的商务活动中从未发生过的,表现了法国经济界人士的文化素养和对别国文化的尊重,以至就此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2000年初,阿尔卡特公司将亚太总部迁到上海,成为第一家将亚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电信公司。今天,法国有5000名学生在中国留学,中国则有38000多名学生在法国留学,他们都会成为中法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种子”,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承两个文明大国的友谊和合作。

第二,中法技术合作紧密,中法贸易具有良好的互补、互惠关系。法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引进技术来源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法国在西方大国中就率先突破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令,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设备。当时,我在国家轻工业部担任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曾参与了从法国引进石油和天然气化工、化纤成套技术的谈判和建设工作,其中辽阳石油化工化纤项目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引进项目,谈判进展缓慢,直到法国总统蓬皮杜先生访华时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商谈才作出最后决定。蓬皮杜总统说,这个项目合作成功将会惊动欧洲,惊动西方世界。他在返回巴黎后专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强调说,中法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加强在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历史已证明了这个预见。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从法国累计引进技术4303项,合同金额将近200亿美元。在核电、航空工业等领域,中国已成为法国最重要的贸易主顾和工业合作伙伴,其中发展最为突出、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是空中客车公司,从1985年上海华东民航管理局购进第一架空客飞机开始,到现在已累计购进738架,占中国大陆现役100座以上飞机总数的46%。中法合作生产的空客A320也于2008年9月正式投产,到2011年6月,累计生产68架,质量优良,受到用户好评。正是这些强劲的合作,使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的1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452亿美元,法国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第三,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与法国及法语国家经社理事会开展了友好交往和国际合作。法国是经社理事会的创始国,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一个思想学派。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成立一个经社理事会,并确保对政府和议会的独立性,享有“第三议会”的誉称。在法国经社理事会的倡议和推动下,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有关国家先后成立了经社理事会国际协会,成员国有60多个。2001年7月,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正式成立,我是第一任会长。同月,我同法国经社理事会主席德尔马涅签署了《中国经社研究会同法国经社理事会合作议定书》,开始了中法两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友好合作,先后与国际协会的各成员国一起,就《调控全球化:弱国的当务之急》、《通过可持续发展与贫困作斗争:以建立有目的、有合作的伙伴关系》等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为在广大会员国传播正确理念和有效政策、方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持续的工作,受到法语国家及有关会员国公众的重视和欢迎。我也曾为此先后访问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加蓬、马里、几内亚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四,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瑞士(瑞士四周分别讲法语、德语,还有其他语种,只是临近法国的地区讲法语)同中国的友好合作,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1950年9月,瑞士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618万美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130多亿美元,瑞士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九大贸易伙伴、第六大投资来源国和第四大技术引进来源国。中国则是瑞士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房地产市场极为弱小。瑞士经济界极富远见,最早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广阔远景,看到中国城市土地短缺和与之相关的高层建筑必然兴起后对电梯的巨大需求。1980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先生介绍我认识了瑞士迅达电梯公司,并很快讨论建立合资企业的问题。开始谈判并不顺利,中方代表向我汇报后,我力主放松谈判条件,力争谈判成功。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扩建的北京饭店新大楼,由于继电器等质量不好,电梯长期不能正常运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电梯工业要快速发展必须掌握先进技术,必须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新中国建立之前,上海和中国的电梯市场几乎为美国的奥的斯(OTIS)公司所垄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奥的斯迟迟未能回到中国,而迅达则因其远见卓识而捷足先登,抢占商机,走到了行业的前面,由一家原本规模不大的企业发展到遍及中国20多家分公司的大企业。其生产的自动扶梯和人行道已突破2万台,并成为北京奥运会场馆配套设施的最大供应商,三次荣获“中国杰出雇主”荣誉称号。当然,除中国与法国、瑞士、法语国家的友谊外,读者还可从本书中的作者经历中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奉行的共赢理念、包容文化都是真诚的,也是成功的。

2012年是中法建交48周年。按照中国孔夫子的教导,四十不惑而五十知天命,其意思指的是四十岁和五十岁是人的一生中的成熟之年、理性之年,是能够妥善处理复杂问题、推动历史前进之年。个人如此,群体活动也是如此。中法两国都是文明大国,我真诚希望中国同法国,以及同瑞士和法语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贸合作不断造福各国人民,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共同构造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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