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作者:陈锦华 来源:国事续述 原文时间:2012年06月01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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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

中国计划工作的最大难题是处理“条”、“块”关系。“条”是通常讲的“条条”,即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它辖属的各大类行业。“块”是通常讲的“块块”,即地方,包括省、自治区、直属市及其管辖的地区、市、县,它们既是地理概念,也是行政边界。在一般情况下,“条条”比较熟悉专业,关注全国平衡;“块块”重视市场、资源开发,注意民生关切。国家计划就是统筹“条”“块”关系,照顾各方利益,尽可能做到平衡协调,综合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我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即现在的计划司)副组长,从事“条条”职责的计划工作。7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期,我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管的是“块块”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做的是统筹“条”“块”关系,主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与中长期计划。我的前后三十多年经历,可谓因缘际会,既做过“条条”的部门计划主管,又担任“块块”的地方计划负责人,最后从事综合“条”“块”关系的国家计划编制负责人,我对计划工作中的各种感受可谓一应俱全。我的最大、最多、最深感受,就是计划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而是执政理念、治理政策、民众需求和市场变化的多方融合,单顾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好工作。

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进行研究的,他们科学地观察到经济活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能动作用。把政治经济学演变成单纯的经济学是后来的事。历史已经证明,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引起的全球政治、社会动荡,波及北美、西欧、亚洲许多国家号称代表“99%人口”的“占领运动”,都再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远见卓识。我在“条条”“块块”计划部门感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是教科书和各种计划数字中看不到的。这里,我讲两个小故事。在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任内,最头痛、最难办的是分投资。轻工业部有多达数十个大行业,纺织、化纤、服装、造纸、制糖、盐业、日用机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皮革塑料、工艺美术,都要发展,都要投资,僧多粥少,不可能做到各方满意。还有意想不到的事需要临机处置,特别安排。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美国人不知道听了哪位“中国通”的建议,还是心血来潮,在离开北京前夕要买中国黄酒(绍兴酒),可偏偏当时北京各大商场短缺,翻遍各家仓库才找到4坛(每坛5斤装)。这个突发情况最终报到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在研究应对预案时提出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多备黄酒。命令下达到轻工业部,曹鲁副部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决定要绍兴酒厂准备增产供应3000坛。绍兴酒厂提出,他们可以增产供应,但没有盛酒的坛子,配套供应的是山东淄博陶瓷厂。于是我们又找到淄博陶瓷厂,厂里说可以生产,但能力不够,需要改造扩建,提出要投资200万元。我们心里明白,改造扩建生产车间根本来不及,这明明是借机要价,乘国家急需“咬一口”,但鉴于政治任务紧迫,只好同意。后来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庞大队伍,确是采购了不少中国商品,但却一坛黄酒也没有买。这个情况反馈到轻工业部的时候,管酒的同志说了句“神经病”表达不满,我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既然是政治任务,以后只要有政治,还会有任务,不值得计较。我再讲一个国家计委任内的故事。1997年的一天,我正在国家计委办公室内办公,秘书进来说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要见我,我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开门迎接。我们是熟人,见了面相互热情问好,接受完哈达,我开门见山地问有什么事要计委办。他说我们要建个卷烟厂,请国家计委批40万箱指标。卷烟生产,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生产,没有批准,没有指标,多生产一箱都不行。我当即问西藏是高原地带,怎么能生产烟叶?他说林芝可以种,建烟厂有利于西藏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藏民生活。我答应认真研究。送走客人,我找主管卷烟建设生产的轻纺司研究,他们讲了相关情况和不能同意的意见。我说算了,西藏情况特殊,民族关系是政治问题,能变通就变通,能照顾就照顾。他们同意了。我想这大概就是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吧!

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

本文系作者2010年8月28日在《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代表我们课题小组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同志,感谢人民出版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为《开放与国家盛衰》一书举办的这次座谈会。在这本书的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项怀诚同志、樊纲同志、马蔚华同志、人民出版社黄书元同志,以及惠州市委、市政府和燕山石化公司都给予多方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0年8月28日,陈锦华新书《开放与国家盛衰》出版座谈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今天几位同志的发言,讲了很多很好的观点和意见,许多话都是知音之言。这种理解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有关这本书的酝酿写作情况,谭刚同志已经讲了,下面我再补充讲三点看法。

一、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我在序言中讲道,我对开放这个课题关注已久,一直在搜集和阅读相关的书刊资料,总想写点东西,讲讲我的看法。无奈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特地约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唐惠建、谭刚、冯苏宝、张玉阁四位同志共同研究。成书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四位辛劳完成的。许多同志都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分配的顺序”一章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读了这样的描绘,真让人揪心,叫你终身难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竟被别人看作五百年停滞于静止状态,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生活的一代人心里,封闭、停滞、落后、挨打的沉重历史,总是挥之不去。2006年的7月,在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七届理事会上,我在讲话中曾经强调:深圳的软实力,也就是深圳的影响力、吸引力,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文化,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开放。深圳在开放中形成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的胸襟,就是善于吸纳世界资源的智慧,就是在开放中推进的原始创新和合成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圳之所以能从一个边陲小镇后来居上,发展成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就是重视区位优势,充分运用了开放的先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我的感受就是在序言中所讲的:“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巨大轮子。改革与开放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我还多次举证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外开放;而开放的扩大,又不断推进了改革深化。开放与改革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有效机制,推动了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讲,开放是最深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改革。它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对科技创新和合成创新的激励,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对年青一代的思想解放、创业精神和勇于走向世界的影响,已经被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所证实。我从1946年开始工作,至今已60多年,先后在纺织、轻工、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门工作过,亲身感受过这些部门的核心产业,如纺织工业的化学纤维,轻工业的家用电器的突飞猛进,无一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再以钢铁工业为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以钢为纲”曾经是我们的治国理念。毛主席亲自抓,党中央作决议,直至发动7000万人上山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几经周折,中国前30年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万吨。后30年,中国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同样是经过了30年,2008年中国的钢产量却超过了5亿吨,占到同年全世界钢产量的38%。前后30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根本区别,主要的原因,同样是得益于开放。中国钢铁工业以上海宝钢的发展模式为代表,通过开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世界资源和全球市场,促进科技创新,运用科学管理,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不是开放,仅仅靠我们内部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现在,中国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中期,工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着世界科技进步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等极大挑战。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是开放。只有开放,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才能在强手林立中竞争发展。开放与改革这个基本国策,是新中国60多年,是中华民族汉唐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历史赋予我们的最珍贵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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