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作者:陈锦华 来源:国事续述 原文时间:2012年06月01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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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9月2日接受中国体改研究会采访整理,原载《百年潮》2011年第5期。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我受命之初,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室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

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日本那家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有点儿心急。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与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上马王永庆的项目,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我坚决不同意,并强调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经历,特别是主持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与发展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应该是选用我的业绩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个人机遇,是不可能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的。

稳定队伍,恢复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即派秘书长洪虎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第一,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一下情况。第二,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内容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在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我翻阅了一下,有点儿无从下手的感觉。后来进了机关在初步听到一些情况后,我感到除了工作问题外,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对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我和他熟悉,关系也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记得当时周小川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可是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很难有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就问了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还有一个陈小鲁,他的关系挂靠在体改委,当时要出国,谁也不敢批。别看一个陈小鲁,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对他政治上的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审批部门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这样,就批准他出国了。说实话,当时批准也是有风险的。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长年住办公室。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我找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笔钱,买了批房子,以后又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当时,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们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到机关的人心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要不解决,生活顾虑的包袱就放不下,就没办法开展工作。

再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了下来,都不给体改委报送材料了。我就找李鹏反映了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各部委给体改委报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到1990年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这件事情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

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毛病。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领导叫我做的,是他个人看的,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搞。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太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来份。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界有,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有,高层的看法也有分歧。因此,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赶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研讨会带总结性的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布置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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