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美国“入世”谈判内幕
来源:青年参考 原文时间:2011年09月14日 所属领域:对外开放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1999年11月,在中美代表团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两次会见美国代表,并直接参加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

近日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披露了朱镕基在谈判过程中、以及此后忆及谈判时的讲话记录。这些记录披露了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谈判内幕。

谈判几次濒于失败,直到2000年3月,当朱镕基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他回忆起最后这一次谈判时还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

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朱镕基向拉米回忆,在最后一次谈判时,美国代表团成员“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不知道,但确实是他们4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

“最后一次,也就是达成协议的那一次,”朱镕基回忆说,“早上告诉我说他们10点钟要走了,因此我9点钟到他们会场上去。”

根据朱镕基的谈话,在1999年11月进行这场谈判期间,他的生活极为忙碌。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当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时,他为自己“今天凌晨才通知你们来会见”表示道歉,但他解释称,自己跟他们一样忙,他们的发言自己都得看,“连斯珀林先生说了六个‘不’我都知道”。

他说,此前一天,他根据美方的信在半夜开了会,开到凌晨3时才结束。“我睡了几个小时,你们可以算得出来。”朱镕基说,“但请记住一点,我70多岁了,比你们都大得多,你们在座的比我的女儿都还年轻。”

而两天后,11月15日,朱镕基见到美方代表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也很辛苦,昨晚一夜没睡”,原因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凌晨3时半要跟他通电话。

朱镕基告诉美方代表,在他们会见的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江主席(即江泽民——编者注)正在讲话”,而朱镕基本应是主持人,却来到这里。

在谈判成功结束后,朱镕基也没有忘记向对方抱怨:“我还要告诉你,你惹的麻烦,把我半夜叫起来,昏昏沉沉,没法接奥尔布赖特的电话。”

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

在谈判过程中,朱镕基对美方代表一次突然离开谈判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一插曲也许说明了当时中美双方谈判的紧张气氛。

根据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双方的谈话记录,在11月14日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突然离开了谈判桌,并整整消失了一天时间。

11月15日,朱镕基第二次会见美方代表时,对此事表达了不满。美方代表则进行了解释。双方围绕这一意外事件,进行了唇枪舌剑般的对话。

按照最近发布的朱镕基讲话记录,朱镕基认为,在他研究了对话记录、听取了中方代表石广生汇报,并召开最高层会议以后,美方代表在原定会谈的14日上午10时突然不见了。下午4时虽然见面,但谈判半小时以后又一次中断,巴尔舍夫斯基“说要接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此后就“失踪了”。

“我非常担心,我怎么向克林顿总统交代呀?看过电影《人间蒸发令》吗?你们蒸发了。”朱镕基说。

此后,朱镕基说,他请外经贸部、外交部与他的老朋友麦克海先生联系,结果后者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第二天早上8时就要走了。“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辞而别,这是很不礼貌的!”朱镕基指责称,“江主席到昨天晚上12点以后还给我打电话,问人找到了没有。他是持乐观态度的,本来还打算达成协议后会见你们。你们却打电话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在今天早7点准备来见石部长,8点45分就要离开,10点钟的飞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像是一个最后通牒。”

朱镕基接着指责美国代表:“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因为这是必要的!不然,我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呀?不说达得成,也不说达不成,忽然就消失了,这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吗?因此,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针对朱镕基的质问,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称这是误会。她指出,是中方代表石广生先离开了谈判桌。朱镕基则解释,石广生离开谈判桌是给他打电话。巴尔舍夫斯基也说,她要回去与总统通电话的时间很长,在使馆里等了一个晚上。

“石部长也把电话打到饭店去了,可电话打不通。”朱镕基追问道。

“昨天发生的事与谈判策略无关。”巴尔舍夫斯基说。但朱镕基接着说:“坦白地讲,我们方面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最典型的美国式的边缘战术。”

斯珀林说:“我11点半还在寒冷的夜里在外面散步,给在‘空军一号’上的伯杰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我非常的不高兴,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通知,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给奥尔布赖特打了两个电话。”

朱镕基则说:“那我就要抱怨你了,让奥尔布赖特给我打电话,半夜叫我起来,睡不着觉。”

“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斯珀林最后说,听了这句话后,朱镕基说:“既然是个误会,那我们就向前看吧。”

这场风波最后并未破坏中美双方这次谈判。不过,尽管最后达成了协议,在朱镕基与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柏林等人的讲话中,看不到多少客套话,倒是有很多针锋相对的追问、解释甚至指责。

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这次谈判中,朱镕基与美方代表就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殊保障条款、音像、分账电影、银行、证券、增值电信及“管理控制权”等双方迟迟争执不下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在谈话中有“软”的一面。比如,他会说:“斯珀林先生我上次见面了解不多,这次了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有时候,他称对方为“尊贵的客人”。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则表现出“硬”的一面。他会在让对方说话前提醒对方“你们讲得越长,我讲得越短”,也会突然催促对方:“如果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实现双赢,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能不能签字,希望明确表态。”

“我与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气要大得多,”朱镕基说,“但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在整个与美国的“入世”谈判过程时,朱镕基既有坚持,也有妥协。

早在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诉前来出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成员两层意思。第一是,美国的谈判“用中国话来讲叫‘得寸进尺’”,使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很难达成协议。当时,他与巴尔舍夫斯基刚刚进行了两次会面,每次都超过两小时,但对方却突然改变调子,变得很强硬,这让他觉得:“如果这次达不成协议,中国和世贸组织在3到5年内就再见了。”

但他同时告诉这些美国国会议员,中国已经做了“极大的让步”,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的例子是电信业:中国在通信领域同意采用美国的CDMA标准,而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采用这一标准,中国仍然同意了。

在拟定协议时,关于一些条款的争论,朱镕基与对方进行了“拉锯战”。

巴尔舍夫斯基曾希望在条款中写明,美国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之前,美国曾经希望有100%独资子公司。

不过,朱镕基则表示,“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

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关于寿险,她希望能在协议里写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对持股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朱镕基坚决地回绝了她:“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在谈判临近结束时,朱镕基又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并希望用书面形式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权决定,朱镕基又坚持要求,“光凭嘴讲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最后,双方决定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两个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

朱镕基后来向欧盟贸易代表拉米谈起这次谈判时则说:“允许我开个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机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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