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者:田锡全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文时间:2011年08月12日 所属领域:市场体系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共中央1953年秋在粮食分配和流通领域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来发展成为包括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统购统销既是一个涉及农产品购销问题的经济政策,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根本政策。统购统销的实行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粮食流通领域和经济领域。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它很早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截至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界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1.关于1953年粮食危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动因及决策过程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在论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时,涉及到中国1953年夏秋发生的粮食危机。薄一波对1953年夏秋出现的严峻粮食购销形势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将粮食购销方面出现的紧张局势主要归因于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引起销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农民粮食消费量的提高两方面。另外,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也加剧了粮食购销方面的紧张局势。庐陵的研究着重分析了1953年粮食危机和工业化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联,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加速工业化的力量对粮食需求的刺激作用,并提出这次粮食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由于小农经济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引起的。金观涛、刘青峰对这次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农业结构变化以至破坏商品粮供给机制引起的:建国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使得经营地主和租佃地主被消灭,富农经济也受到限制和打击,造成农村向城市提供商品粮的机制遭到破坏——经过土改,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虽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苛重地租(此前供给城市商品粮的主要来源),但他们将这些粮食主要用于自己的消费或存在家中——从而导致城市商品粮供给立即呈短缺状态。这也是1953年秋出现城市商品粮供给短缺的原因。

实行统购统销的动因是不少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薄一波将其归结为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徐建青通过观察粮食和花纱布两类商品市价与牌价并行的运行机制,分析了实行统购统销的经济动因。她认为:建国之初,国家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保证了这个时期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增长,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但是,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这也是主要农产品迅速走向计划购销的原因之一,或许这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低于预期收益,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建国前期国家的选择(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市场变迁(市场渐趋萎缩,直至主要商品市场被大部分关闭)问题。而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尽管有生产发展赶不上需求的问题,但市场控制的高成本或许是更直接的原因。此外,台湾学者李福钟也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动机进行了剖析,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提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统购统销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此前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在关于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的这样一种工业化建设资金的积累模式是不是受到苏联影响的问题上,目前还存在颇多争议。侯利敏的研究注意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影响,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方式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崔晓黎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决策者的思路、“一五”期间工业化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来自农业的积累在工业化资金积累中所占的比重、统购统销的价格变动和市场粮价变动的交互关系、农业税收情况等方面探讨了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1)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中国的统购统销实现积累的过程是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不存在所谓l953年面临是否牺牲农业以获得工业积累的决策意图。(2)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至多农业为工业的资金积累量与正常的农业税率持平。另外,他还表示不同意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是苏联积累模式的翻版的说法。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在薄一波《统购统销的实行》和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通过以上这些论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已基本厘清。

2.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演变、实施情况的研究。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是以往关注比较多的问题。薄一波在《统购统销的实行》中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一五”时期的发展演变作了详尽考察。由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也涉及到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演变。其他如陈廷煊的《建国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演变》(《改革》1996年第6期)、郑有贵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演变及其绩效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戴大新的《建国初期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评析》(《湖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以及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的相关章节等,也都涉及到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问题。汤兆培、赵晓斌则对粮食配给制度(侧重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历程作了系统考察。

对于作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票证制度,目前已出现了专题性研究论文。张学兵的研究对票证制度的渊源、票证制度的确立过程作了论述,认为票证制度是中国特定背景下历史性的产物,是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化和控制严密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统购统销长期推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认知上的保障。该文作者指出,无论统购统销还是作为统购统销附属物的票证制度,它们的逻辑起点和历史(现实)导因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的直接要求,相反,它们之所以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扭结在一起并成为其特征之一,也是特定环境造成的。票证制度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票证对统购统销进行制度性安排;二是通过各种规章对票证本身进行制度性安排。票证制度首先在粮油棉领域确立,其运用范围随着经济形势好坏有所伸缩,它对人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锡全的研究对粮食票证制度创设的缘起、在河南的确立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各种粮食票证的使用为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如随着粮食购销倒挂现象的出现,粮票逐渐具备有价证券的职能——通常所说的“第二货币”,并成为不法分子从事投机的对象),票证也成为实行统购统销时期中国城乡二元隔离的一个重要标志。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各地的实施情况此前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代表性的成果有朱丹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唐文起的《简论陈云粮食统购统销思想——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江苏贯彻实行谈起》(《学海》1995年第6期)、《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的救灾工作——<四川省志·粮食志>选登》(《粮食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曾伟的《粮食统购统销在广东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商业经济文荟》1996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已开始注意对统购统销在湖北江苏四川广东等省级范围内贯彻实施及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前两篇论文还运用了省一级的档案资料。张济顺的《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一文,揭示了在有关计划供应的政治动员和实施系统中,居民委员会所扮演的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但由于计划供应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的,因而在政治作用下,里弄干部的社会角色并不能压倒其国家角色的主导地位。这些事实上的基层普通百姓,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中,具有了政府办事人、代言人以及信息优先者的形象。

另外,各省(市)、地、县粮食部门所编写的众多地方粮食志,都从行业史的角度辟出章节对统购统销在当地的贯彻实施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其中涉及到粮食统购、粮食的供应与销售、国家粮食市场、票证等统购统销制度的具体问题,但多数比较简略。

3.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对于统购统销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后果,以往的研究者有不少论述。对于统购统销在保障国家粮食供给、稳定物价、支持工业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此前的不少论著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统购统销在农业发展、固化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它所连带出的购销价格“倒挂”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不少著作也有所论及,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量化和实证的研究和分析。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薄一波对统购统销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他认为:统购统销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物价稳定方面;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统购统销还导致无法同剪刀差真正决裂,后来又出现粮食购销价格“倒挂”现象。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统得过死的缺点。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结果,各方面都搞得很紧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长期没有大的突破。在思想观念上,后来还自觉不自觉地把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对“一五”期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成果进行了总结。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一、国家掌握了粮源,缓和了粮食的产需矛盾;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保证社会各方面正常的粮食需要;三、粮食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四、促进资本主义粮食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汤兆培、赵晓斌从配给的数量、品种、价格等方面,探讨粮食配给制度在社会各阶层问分配的平等性,在贯彻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这一制度所引发的后果等问题。他们认为,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粮食配给的数量是平等的;在经济效益方面,总体上是亏损的。由于这一制度的着眼点并不在获取经济效益上,因而以长期较低且稳定的价格供应,对于稳定整个市场的物价、安定人民的生活、支援工业建设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背道而驰,导致国家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


此外,统购统销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话题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雷颐的《“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一文涉及到统购统销与农民身份制、票证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等问题,并以此来说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

国内经济学界对统购统销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也涉及到统购统销实行的动因、制度变迁,并对统购统销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宋国青将统购统销主要理解为一种福利方式和积累机制,他认为福利和积累的矛盾是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矛盾,在工业垄断不能达到资金积累的目的、重征土地税的时机又不成熟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农产品低价统购统销这样一种福利方式和积累机制了——作为福利,低价统销农产品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作为积累,低价统购农产品降低了工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了工业的利润水平。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购统销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林毅夫、蔡舫、李周分析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从而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为了解决战略目标与资源稀缺的矛盾,换言之,要保证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的使用符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就需要用计划配置的方式代替市场调节的职能,对稀缺资源实行统制。正是在这一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中国在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时,必须要建立一系列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于是,粮食等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张曙光的《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中国粮食购销制度变迁研究》一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进行了分析。在这篇文章中,统购统销的特征被理解为一整套完整的政府、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体系,与此相对应,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改革的实质被概括为相关利益团体之间所进行的权利交易。刘守英在评论张曙光上文时,将内含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下的权利结构特征概括为:一方面,国家对农民是完全的权利和不完全的义务,农民对国家是完全的无权利和完全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对城市居民则是完全的权利和完全的义务,城市居民对国家也是完全的无权利和完全的无义务。唐忠、宋继青所著的《粮票、粮价》一书,对粮票制度的由来、为使用粮票付出的代价作了介绍和分析。

高小蒙对统购统销的特征、功能、内在矛盾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统购的本质是交换和纳税的统一,统销则是交换与补贴的统一。统购统销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如下特征:一、分配与交换的统一,分配寓于交换之中;二、具有明显的实物性。无论是征税,还是补贴,离开粮食这种特定产品就谈不到;三、低价(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一方面低价收购,一方面低价配给;四、强制。这个特别是与低价分不开的,也是统购统销所固有的。既然统购含有征税的性质,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五、高度统一。他归结的统购统销的三大功能是:一、稳定物价总水平;二、为国家取得巨额资金积累;三、保证城镇供给,满足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他认为:贡献与交换的统一,补贴与交换的统一,是统购统销体制的各种弊病的根源。具体表现为:一、财政和粮食缠在一起,在生产与分配之间,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二、任务分摊,即“贡献”分摊。既然统购含有征税的性质,大家自然要求负担均分,必然最终形成任务平摊;三、低价购销又联成一体,其长期后果是一手压抑生产,一手鼓励消费,人为制造紧缺,扩大产需矛盾。

吴硕的《统购统销与价值规律的运用》一文,对实行统购统销时期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统购统销对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所起作用的限制。丁声俊的《关于我国粮食商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一文分析了统购统销的诸种弊端,提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的主张。

这一类研究运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统购统销作了一些分析,虽与史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其见解有助于拓展本课题的研究视野。

相比较而言,国外(主要侧重于英文世界)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一些。德怀特·珀金斯在分析统购统销实行的动因时,比较早地注意到建国初期强调发展重工业对粮食市场产生的压力。另外,他还从强调重工业、农业缺乏投资、意识形态、政治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对粮食、棉布、食用油等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的必要性。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涉及到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对于1953年秋出现粮食危机时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依靠价格调节机制的原因,作者认为:不能孤立的看待收购价格政策,因为它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投资的增减、对农民的消费品供应等方面;在高速工业化处在最优先位置的条件下,寄予希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在1953年秋末按不变价格实行粮食统购制和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

对于1955年春的粮食危机和“三定政策”在1955年的出台动机,国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看法:休斯(Hughes)和罗德(Luard)的研究没有发现国家在1954年曾过多购粮的证据,他们认为是农民存粮和1954年的洪涝灾害造成了1955年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三定”是为了强化统购制度,而不是为了使统购制度变得更富有弹性和放松政府的统购配额制度;维维恩·舒(Vivienne Shue)主要依据三定政策出台前后国家统购数量的变化,认为三定政策表现了国家对粮食需求量的减轻,而不是试图变得更为严厉。托马斯·伯恩斯坦的《1955年春粮食供应危机中处于无保障和被剥夺状态下的干部与农民行为》一文,对1955年春的粮食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剖析了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突出了基层干部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作为高层权威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揭示了中国乡村开展群众运动的运作机制。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国外学者提供了不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维维恩·舒在关于1949—1956年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动力的探讨中涉及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她主要运用省一级的报刊资料,考察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湖南两省的实施情况,以及这一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变动。肯尼斯·沃克用了10年多的时间写就了《中国粮食的收购与消费》一书。他在书中追溯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1953—1962年期间和1970年代后期的发展历程,主要关注于对各省内部、省与省之间、城乡之间粮食统购与统销数字的评估,并试图估量统销制度对粮食消费造成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就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著作。黄宗智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定政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施及其所引起的变动作了研究。他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有力地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简·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乡村政府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比较细致地探讨了中国农村在集体化时期(1955—1984年)、尤其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粮食征购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各种权力关系。她在书中运用“庇护主义”的观点,研究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书中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上)目标和执行结果的,关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已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既有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决策、制度变迁的层面上,而对其实际运作则缺乏较为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即使涉及到统购统销的缘起,其中尚有不少环节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比如,有关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危机的图景是相当模糊的,它们与统购统销政策有着什么关联?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统购统销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统购统销是如何被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哪里?此外,关于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过去多侧重“国家”(中央)这一层面,对于“省”、“县”这些层面则鲜有触及。“国家”出台统购统销政策后,为了把它贯彻执行下去,在“省”、“县”两级做了哪些具体的制度安排?统购统销实行的过程中,碰到哪些问题,带来哪些连带问题,当时各阶层民众对它的反应如何?统购统销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对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动和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也甚为薄弱,均须结合个案,充分利用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实地调查等进行多层次、立体化的探讨并作出客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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