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的199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文时间:2011年01月20日 所属领域:金融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资料图: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证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是中国大陆两所证券交易所之一,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于1990年11月26日,同年12月19日开始正式营业。上证所市场交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中新社发 张波wj 摄

朱镕基曾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利国伟奇怪地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尉文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事情,只能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很难忘记,也再难找到。”

他想说的,是再难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从无到有、呼风唤雨的时代了。那时候,“只要做事,都是创新,都是打破体制”。 

20年前的1990年,尉文渊作为筹备组组长,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担任第一任总经理达5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人”。

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尉文渊,开着老款奔驰,脚上的黑皮鞋一尘不染,虽然55岁了,依然很精神,只是比20年前胖了不少。

尉文渊坦承,当时上交所的成立可以说“没有一项条件成熟”。这或许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和那些共同筹办上交所的中国第一代证券人们,后来会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1995年,尉文渊因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上所负的监管责任,辞职下海。近日,他任大股东的华锐风电在上交所上市。

“一开始想从政,做了交易所之后就不想了。那个时候的政府机关比较拘谨,偏保守,在交易所,我当时这个年纪就能独当一面呼风唤雨,大开大,你叫我回到机关里去,回不去了。”尉文渊说。

“三人小组”

尉文渊并不是在上交所筹备之初就介入的,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三人小组”的视野。

“三人小组”即筹建上交所领导小组,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三人组成。

如今,李祥瑞已经去世,贺镐圣记忆力不太好,只有龚浩成,虽84岁了,有些耳背,但仍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

龚浩成家住虹口区北外滩附近,离上交所开业的地点只有3公里。房子很老了。龚浩成端坐在80年代的老式方桌旁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三人小组”成立的经过。

早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来,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 

其时,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接待来访外宾。外宾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改变吗?”叶的回答很巧妙:“上海现任正、副市长中,就有三个(曾经)是‘右派’,你觉得政策会改变吗?”

当时外资撤离,资金非常紧张,哪里都缺钱。“企业缺钱,就意味着投融资体制应该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推力。”时任海通证券总经理、曾参与上交所筹备工作的汤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是间接融资,那时候的潮流是要搞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股票。”

就是这样一股合力,把“三人小组”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三人小组”的成立,是1989年12月初。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对于建立证券交易所,与会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担心:“上面什么态度,能通过吗?”

朱镕基头一个问李祥瑞:“你怎么看?”李回答:“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是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第三个问贺镐圣,贺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 

事隔20年,龚浩成笑着说:“真要出问题,还是二线的问题。”

有一位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就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1992年,朱镕基已经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了,有一次回到上交所,跟老部下再聚,龚浩成问他:“你当时怎么有胆量做这个交易所?”朱镕基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你们都可以试嘛。”

朱镕基宣布证交所年内成立

朱镕基给的筹办时间为一年。

“三人小组”组建了筹备组。筹备工作兵分三路:一路人负责制定法规章程,一路人负责政府和证券公司关系协调,还有一路人负责证券交易所的选址、设计和开业。

“三人小组”最初选定的筹备组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55岁的王定甫是民主党派。在汤仁荣的印象里,“王处长都有白头发了”。

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王定甫多次跟龚浩成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做事不太方便。

龚浩成的压力也很大。朱镕基很关心此事,经常夜深了还给龚浩成打电话。当时龚已经60多岁了,晚上起床怕冷,就把电话装在床头。

龚浩成记得,朱镕基曾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利国伟奇怪地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筹备工作的提速,源于两件事。

一是浦东开发。1990年4月,中央宣布开发浦东,上海证交所也被列入浦东开发大计。二是1990年6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最后一站香港,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这一爆炸性消息传回国内,“三人小组”着急了,按现在的筹办速度,怎么可能年内开业?

龚浩成心里清楚,年底,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将到访上海

这项任务等于四个字:“必须完成”。

“新房子的装修还得花几个月呢”

“三人小组”有了换帅之意。

直到此时,尉文渊还一直是局外人。

尉文渊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是龚浩成的学生。当时龚在学校分管学生工作,想把他留在学校,但他自己却想做实际工作,想去北京

1983年,尉文渊被分配到国家审计署。3年后,31岁的他当上处长。1988年,龚浩成调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把尉文渊调来任金融管理处副处长。

实际上,是尉文渊本人主动要求调到上交所筹备组的。

朱镕基宣布年底开业的消息传出后,一天,副行长罗时林到尉文渊办公室来,谈起此事。尉回忆说:“当时他的意思大概是老王(王定甫)好像不太愿意做,想回处里来。我就说老王想回来那就我去。”罗时林说:“你怎么能去呢,行里有安排,你是重点培养对象,你别去乱想。”但过了两天,罗时林又来找尉:“龚行长听说你想去,觉得可以考虑,准备让你锻炼锻炼去。” 

龚浩成了解尉文渊,“年轻,有想法,有冲劲”。“三人小组”选择了把宝押在这样一个35岁的年轻人身上。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此时,离年底只有5个月了。

20年后,龚浩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不是尉文渊这个人,交易所也办不起来。”

尉文渊自己却认为:“我敢接,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工作,搞不清楚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难度。这只有做了才知道。”

当时的尉文渊,对证券交易所的认识是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熙熙攘攘。

签了张借条后,他接手了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来的500万筹备资金,此外还有两份资料,一是深圳改革开放考察报告,二是旧上海交易所的章程。“发黄了,毛乎乎的,也不知道行里从哪里弄来的。”

阚治东后来写道:“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在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开办证交所,场地总是需要的。尉文渊就从找房子做起。“三人小组”特别交代,交易大厅地点要在外滩,因为老上海的金融中心在外滩,这是地域标志。

尉对于交易大厅唯一的概念,来自于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的一张香港联交所的照片,高顶大厅,环形席位。他于是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那些天,他坐着公交车,跑遍了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位于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但这些都不行,“气势不够”。

终于在一个月后,尉文渊找到了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当时,上海外宾减少,饭店内颇有气势的孔雀厅近乎闲置。他毫不犹豫地租下了孔雀厅,200万一年。

交易所需要装50门电话,5条线路。但那时候,找电话局装一门电话都困难。时任市委副书记吴邦国知道了这个难处后说:“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此后,电话一个月之内就布线装好了。

尉文渊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交易方式。是采用手工促合成交系统,还是电脑配对成交系统?筹备组向“三人小组”请示,回复是:“没有几个公司,就图个热闹吧,打打手势。”

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是老式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他也想试一试。“确实大胆,当时谁敢想电脑,这么大个上海,连银行都是打算盘的。一穷二白的交易所还想要电脑交易?”尉文渊说。 

领导很犹豫。早期培训了交易员打手势,结果到交易所试了两次,都出错。龚浩成回忆,当时“买进打成卖出,六块八打成五块八”。打错了也得认账,交易一多就乱了。

尉文渊坚持采用计算机交易。“当时老行长(龚浩成)跟我聊起这个事儿。老行长说这行不行啊,我说这个总要尝试一下的,500万经费我拿100万试试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尉文渊回想当年的“英雄气概”有些好笑:“真是出了问题,我哪有钱赔!1万也没有,还100万呢。”

领导还是放手让他做这个新潮的“电脑配对”了。尉文渊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助教谢玮等人编写电脑程序,从深圳黎明工业公司进口了30台电脑。“交易规则还是懵懂的,就要编写交易程序,直到开业前一天,我都在担心。”

尉文渊穿着一大一小的鞋敲响开市锣

1990年11月14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业日子越来越近,尉文渊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他看着还是一片狼藉的交易大厅,感到开业时非出洋相不可了。

尉文渊把大家召集起来,坐在地上开了个会。“我往地上一坐,眼泪无缘无故哗地下来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开业前一天,交易所一片忙乱。布置开业典礼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左脚,当时脚就肿了起来。他一直忙到夜里,因伤口感染,发起高烧来。只有再撑一天了,他没有离开交易所,就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明。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各界来宾出席,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也如期率领代表团参加。

清早,尉文渊的脚已经肿得根本穿不上鞋,他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平时穿40码的鞋,那天连43码的鞋都穿不进去。他就这样穿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皮鞋,由人背着来到仪式现场,靠着廊柱迎宾。

上午11点,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即,尉文渊忍着疼痛来到交易大厅顶端,敲响了第一声开市锣声。他向云集的宾客挥了挥手,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发烧42度,住了一个月的院。

上交所开业当日,有8只股票交易。从理论上计算,上证指数开盘是96.05点,收盘是99.98点。当天成交额是4943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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