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仁干:勿因小而失大,勿求全而拖延——回忆《著作权法》起草中的争议
作者:沈仁干 来源:纪念改革开放30年特刊 原文时间:2010年12月18日 所属领域:文化体制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现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沈仁干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主任王汉斌同志当年在审议著作权法草案时曾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所有法律草案中,著作权法是最复杂的一个法,调整的关系最广,审议时间最长。”在我的记忆中,著作权法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是经过争论才确定下来的,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以下十个问题。

著作权法是否要等新闻出版法出台后再通过

著作权法草案是1989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的。当时有不少委员建议先制订新闻出版法,然后再出台著作权法。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法制局一些同志的意见很明确:著作权法只解决一个问题,即因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由传播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促进下,产生了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法律名称用“版权法”还是“著作权法”

主张用版权法的同志认为:版权即使理解为出版权,也是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何况版权包含的内容早已延伸到表演、广播、录制等权利;版权是国际通用语,如《世界版权公约》就采用版权一词;著作权常被人们理解为“著书立说”的权利,使用著作权容易混淆宪法赋予公民的创作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与民法赋予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主张用著作权的同志认为用著作权一词可以把作者与著作联系起来;版权容易使部分人理解为出版者的权利。著作权法对此争议作出的结论体现在第五十一条:“本法所称的著作权与版权系同义语”。这一规定和《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中“著作权(版权)”的提法完全一致,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统一了国人的认识——不论是版权还是著作权,都是指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依法对作品享有的各种专有权利。

法人可否成为作者、非法人单位可否成为著作权人

主张法人不能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创作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过程,是一种思维活动,一种生理现象,只有自然人才具备这种生理机能。法人没有生理机能,不具备思维能力,也就无法进行创作活动,所以不能成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的表现形式,法人有意志,组成法人的自然人根据法人意志创作的作品,并不表现自然人而表现法人的意志,而且法人对其作品承担责任,因此,法人可以成为作者。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体现了上述两种意见的调和。该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视为”二字用词十分准确,法人本来不是作者,但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推定它为作者。

计算机软件和民间文学是否作为保护客体

计算机软件中的文档部分,作为一般文字作品或图表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没有什么争论。而把程序纳入著作权保护,就有了不同意见。我们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把软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内,还是承认它与传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区别,照顾其作为技术产品的特殊性,实行单独立法,不论在起草小组内部还是在被征求意见的公众中,不同意见几乎势均力敌。经过反复讨论,计算机软件进入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列,但又在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是说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可以不适用著作权法的某些规定,而要针对这种作品的特殊性,专门制定特殊的保护条例(国务院1991年6月4日公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著作权法是否应当规定邻接权

邻接权,我国著作权法称之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著作权法起草时,著作权法要不要包括邻接权,邻接权的保护要不要单独立法,争论比较多。著作权法单列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既规定了图书、报纸、期刊出版者和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及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也规定了这些传播者与其被利用的作品的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音像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

著作权能否继承、转让

著作权能否继承,在五十年代就有争议。许多同志不主张著作权继承。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明确规定,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属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公民死亡后可以继承。《继承法》通过后,大家认识统一了,也就无人反对著作权可以继承了。

著作权能否转让,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不论是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著作权法草案,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审议通过的著作权法,只对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作了规定,没有对著作权转让作规定。我的理解是著作权法既不鼓励也不禁止著作权转让,给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留有充分余地。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能否归属作者

职务作品的定义及其著作权的归属与利用,一直是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十分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著作权归作者,作者所在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有使用权;有人主张著作权归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单位适当发给作者个人一些奖金或给予物质奖励即可。

著作权归属必须从兼顾作者个人与单位双方利益的原则来考虑,如果仅考虑单位一方的利益,就容易把作者个人权利的范围缩小,把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权利扩大,影响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如果过分强调作者个人利益,就可能损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影响单位支持作者创作的积极性。经过多次斟酌和讨论,1990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著作权属于单位的职务作品构成要件是:1、由单位提供创作的物质技术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物质技术条件,作者个人难以具备;2、需要有他人合作,作品才能完成;3、单位承担责任,个人不承担责任。

作者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对等

有些同志看了著作权法草案以后,认为赋予作者的权利太多,没有规定作者应承担的义务。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作者享有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否给作者权利太多了。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是恰当的。首先,法律赋予作者的人身权利比较充分。尊重作者的劳动,完全必要,也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中国知识分子重名轻利的特点。其次,作者的财产权利,著作权法的规定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水平,虽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基本的、传统的权利都有了,如出版、表演、展览、改编、翻译等12项经济权利。

著作权法要不要规定对外国人的保护

有些同志认为,著作权法是国内法,不应该提及外国人的事。但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本身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作品一旦发表,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传播。在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中,一些外国的厂商到中国办企业、办工厂,他们开发的软件要不要予以保护?还有许多文化、科技交流的项目,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作品如何保护?最后,多数同志的意见被接受了。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为此后逐步解决著作权涉外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版权行政机关能否处理侵犯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

部分同志认为:著作权是民事权利,属于私权范围,政府机关最好不要介入。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权利是法律规定的,法律如果规定政府可以介入,政府就能够介入;作品的广泛传播涉及到公共利益,不能认为纯粹是私人的事情,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都有权干预。著作权法最后定稿是著作权行政机关有权处理侵权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仅可以处理,当侵权行为侵害公共利益时,著作权行政机关还可以主动追究侵权者的责任。作出这种规定有它的道理,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工作委员会组织讨论著作权草案时,邀请部分法院和著作权行政机关的同志参加,大多数同志赞成政府著作权行政机关有权处理著作权纠纷。法院的同志说,目前法院受理案件多,希望政府著作权管理机关能协助他们处理一些著作权纠纷。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多年著作权管理经验,有著作权专业人员,处理问题比较便利。作者团体也希望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能够处理著作权纠纷,因为著作权纠纷主要涉及文化人,中国文化人不爱打官司,被法院传票传来唤去,总感觉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希望调解。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

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争议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仅仅选择这十个问题作简要回顾。对于这些争议的问题,从法的名称到权利的设定和限制以及计算机软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国家版权局提供的著作权法草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正式文本有一定的差距,应当说,国家版权局的同志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记得1990年8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当时主持著作权法定稿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同志给国家版权局局长宋木文同志写过一张条子,内容是“勿因小而失大,勿求全而拖延。”劝我们从争取尽快通过著作权法这个大局出发,不必在某些具体条文上坚持己见,不必为追求完美的结果而使著作权法推迟出台。我们接受了宋汝棼同志的劝告,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为著作权法的顺利通过作了有积极意义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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