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胡耀邦和西部大开发
作者:郑义 来源:党史博览 原文时间:2010年04月10日 所属领域:对外开放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1980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1月,胡耀邦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还有依赖思想、迷信观点等。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胡耀邦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的会议上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90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10%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他的这个主张,获得万里田纪云等人赞同,主张抓紧在云南贵州等地实施。不久,胡耀邦四川凉山地区调查彝族同胞的住房问题,对自治州党委的负责人说:我这次来凉山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寻找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的办法的。解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同胞的住房条件没有大的改进,现在是到着手解决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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