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计划到市场的“价格双轨制”
来源:凤凰网财经 原文时间:2009年09月27日 所属领域:市场体系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经济改革从魔瓶中放出的第一个“妖怪”是价格难题。

计划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格局维持了28年。特别是改革引入城市后,没有自由定价就没有市场竞争,使得价格问题几乎成为横亘在中国改革面前难以逾越的“卡夫丁峡谷”。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结果发现,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

当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徐景安回忆说:“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田源(2006年在诚通集团董事长任上被“双规”)等人提出,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周小川、娄继伟、李剑阁等人则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因为调整价格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可能产生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决策者左右权衡总是难下结论。

变化发生在1984年的莫干山。这座名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属天目山余脉,相传是干将莫邪铸剑之地,风景秀丽,素有“清凉世界”、“江南第一山”之誉。这一年的93日到10日,在浙江德清县举行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也即后来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

王岐山、朱嘉明、卢迈、周其仁和高粱()等人组织下,124位当时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如赶赴“武林大会”一般齐聚莫干山,分为价格、农村和社会等7个组相互切磋,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第一次集体发声并积极投身于体制内改革的政策建议,重回上下五千年中国士大夫“一肩道义、忧患天下”的传统情怀。

这次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对后来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价格组围绕着价格改革展开的激烈争论。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调派”则认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

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王岐山、李湘鲁、孔丹、徐景安等人带来了许多总揽全局的信息,也使得会议更加注重实际和实战。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以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为主的学者,综合各方观点,形成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最后,徐景安执笔将这一成果写成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并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中。1984920日,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就批示到:“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10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由此成为价格改革主导思想。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双轨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带动了计划和物资体制的改革。

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特别是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明显优点是,如果一下子放开价格,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保留旧有一轨,便于改革继续。同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也即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以及由此孳生的腐败。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比如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物资倒到计划外,甚至此后的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

回顾整个改革历程,借用邓公对毛公的评价,价格双轨制也可以说是“功过三七开”。历史的现实逻辑线索是:双轨制的智慧不但来自2500多年前儒圣孔子的中庸之道,而且还拜一干锐意改革的青年“火星撞地球”式的“头脑风暴”所赐。

在这种历史呼应中,经过无数妥协、胶着、弯路甚至沉重代价,价格双轨制平稳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惊险一跃”,双轨制的思想也最终胜过了许多看起来更加理想化的选择,成为中国双重体制增量渐进变革的典型标识。

个人所得税路途遥远

利益多元,贫富拉大,改革决策者们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需要调节社会成员之间收益差距过大问题。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

1986925日,国务院颁发《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并从198711日执行。此时,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基于社会公平,增加财政收入则在其次。但由此拉开的个税征收制度,在增幅日益扩大的基础上,并没有按照初衷发挥其社会调节功能。

中国现在所说的个人所得税税种,源于1950年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对薪资报酬所得征税,但当时并没有实施。1980年后,国门渐开,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淘金,赚到各种各样的所得,以“个人所得”来征收课税便有了基础。

1980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定的第一批税法之一。当时开征个税的条件堪称天价——每月工资超过800元,而一般中国公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050元,“个税”实际上主要变成了对外籍人员的一个税种。

但随后国人收入渠道大大增加,赚钱途径越来越多,所得结构增加,个人所得提高,尤其是炒作一时的“毛阿敏偷税”事件引起社会对高收入群体的关注,以及1986年国家开始征收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形成了针对外籍人士、个体户和高收入者的“三税鼎立”的个税征收局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格局暴露出税政不统一、税负过重且有失公开、税基过窄且征管手段落后等等问题。最后,国家在1993年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个人所得税,并确定从199411日起执行。

20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从1987年的7.17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0.34%,增长到2007年的3185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6.4%,总量增长444倍,比重增加了19倍,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已跃升为收入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第四个大税种。

即使如此,个税征收中至今仍然上演着“收一漏十”的“老鼠逗猫”。尤其是200711日中央政府高调实行“12万元以上年收入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一年多来出现了全国性的普遍不积极,大部分省市甚至“门可罗雀”。

按照现代政府运行机制,个税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通过缴纳一定所得收入,委托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并享受交通、安全、医疗和教育等等公益性权利。个税尤其是要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但现实是,中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极低,而用于行政和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过高,比例位居世界第一。

当《宪法》反复强调“公民有纳税的义务”的同时,个税征收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税的平等性?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的税和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成正比?是不是能够保证让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感受和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些对获得权利的疑问一直让中国的个税征收处在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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