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会计法》出台记
作者:张瑶瑶 来源:中国会计报 原文时间:2009年08月12日 所属领域:财税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财政部会计司原司长魏克发至今还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出台后,他从助手吕众文那里拿到的关于《会计法》出台前后的资料足有半尺厚。那一打厚厚的资料封面上,是吕众文一丝不苟的正楷字,就像《会计法》制定中他们工作的写照。两年多的时间,历经11稿,中间修改无数次,对中国会计界的第一部法律,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

魏克发说,《会计法》的出台是会计改革提升高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出台契机

1978年,是中国大地回暖的一年,但经历了十年“文革”冲击的会计司却仍迟迟没有恢复,其职能主要由当时的工交商贸财务司来执行。魏克发回忆说,直到1979年,会计司才得以恢复,当时还名为会计制度司。而会计司恢复之初,只有杨纪琬和他两个人,后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人员才得以扩展。

会计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弄虚作假、打击报复的事层出不穷。而单位里的会计人员和法定负责人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会计人员地位低,不能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能,单位中的法定负责人则认为会计人员没有完全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一来,在业务中,公与私、大局与小局之间经常出现矛盾。

会计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渗透在各行各业的业务中。直到1980年,建国30余年的时间内,我们对会计工作做出的很多是一些业务性的规范和规章。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会计工作也在与时俱进,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会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仅仅从业务角度出发的规范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国内对《会计法》的需求呼之欲出。

198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当年的代表中有一两位来自会计界。虽然时隔将近30年,一位名叫裘宗舜的代表至今仍让魏克发印象深刻,他来自当时的江西财经学院(现在的江西财经大学)。“这个人很关注会计界的事,提议为会计立法,以此来加强会计工作,也方便今后的经营和管理。”由裘宗舜提出的这个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转交到各个部委。财政部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为会计立法是必要和可行的,所以就由会计司来具体抓这个工作。当时的魏克发还是会计司的副司长,因为一路从实务的磨练中过来,魏克发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的艰巨性,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地担当了制定《会计法》的主要负责人。

三易其稿

《会计法》从制定到1985年出台,中间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频繁的讨论,要求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宜太多,并要求参与《会计法》制定的人都必须要懂业务。因此,《会计法》的制定过程最多只有四个人参与。

魏克发说:“一开始,我们几个人都不 懂怎么写法,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做一些规章制度,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分析。一下要把业务的东西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来写,这对于当时的我们还是有困难的。在草拟过程中,从不懂法、学法,再到写法,我们是在学习中一路摸索过来的。”魏克发等人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个初稿。这一稿出来后,魏克发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召集了一些教授和学者进行讨论。当时,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以外,他们还从其他院校邀请了几位教授。看过了由“实务派”拿出的初稿,以教授和学者为代表的“学术派”意见很不相同,认为这一稿的业务性太强,没有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讨论了两个半天以后,魏克发认为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有独到之处的,所以决定在这一稿的基础上,由当时在座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修改。

一个星期以后,第二稿出来了。“与我们的初稿相比来看,这一稿确实有提高,但是与法律还隔得有些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初稿是从业务到业务,你们的是从理论到理论啊。”魏克发回忆说。

拿到第二稿后,以魏克发为首的拟定《会计法》小组的成员们开始研究分析。他们还找来其他法律,对法律条文的成文结构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在将理论和业务结合并上升到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要算对会计核算部分的书写了。

以往的会计核算主要还是针对事业单位、机关行政单位,企业核算的部分是比较复杂的,而在《会计法》的制定过程中,企业核算的部分也是反复比较多、变化比较大的。经过多次的修改,在对业务和理论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会计法》在1984年终于开始了层层的讨论和审核。

首先是提交到财政部的办公会上讨论,当时财政部由王丙乾任部长。财政部的讨论对此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仅是对一些个别的地方做了改动。财政部讨论后,报国务院,由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负责主持讨论,各个部委的部长都被召集过来参与讨论。姚依林对《会计法》的制定非常重视,并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要求,今天只讨论有关《会计法》的部分。

在国务院讨论以后,综合各个部委的意见,会计司又对《会计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并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中,各代表有很多意见,但据魏克发介绍说,在对这些意见整理以后,“我们发现大家的意见很多不是直接针对《会计法》的,而是针对实际中的会计工作问题,尤其是会计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与单位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的关系上,《会计法》出台的必要性也就在这里”。

《会计法》从理论到法律的提升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修改。他们是专门进行法律制定工作的人员,在《会计法》出台前对其整体进行了把关和修改,并对其中的一些法律条文进行了提炼。

1985年1月21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会计法》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在经过了三易其稿和两年多的打磨后,会计界的第一部法律终于出台了。这对于会计工作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

助手老吕

提到《会计法》的制定过程,魏克发多次提起当时的助手吕众文。在此期间,吕众文全程跟踪。同时,因为吕众文颇有笔墨,《会计法》的成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

吕众文在过去国民政府的审计署里面工作过。过去的国民政府有个《会计法》,但这部法律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机关单位等以国营经济为主、靠国家拨款的单位,这些单位的会计工作相对比较简单,《会计法》的制定也就容易很多。

回忆起吕众文,魏克发说,“如果老吕还在的话,都有九十好几了。他那个时候是部里的专员之一,级别不低,好像是15级。”当时,《会计法》基本成文后,魏克发召集了一些企业的财务处主管人集中到长春第一汽车厂进行座谈,就《会计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魏克发和吕众文等人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与第一线的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法》各个条例进行逐条讨论的过程中,就地进行了修改,当时主笔的也是吕众文。

“老吕一直是一个很细的人,《会计法》颁布后,我让他把档案都整理出来,那时办公还没有电脑,老吕就用毛笔一点点地整理了半尺多厚的资料。到现在,我还记得老吕的一手好字。”魏克发说。

很难想象当年就是那么几个人在做这个对会计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然而,当工作的事情都已经远去,魏克发空留心中的惟是当年建立起来的和助手之间的友谊。

层层普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事业百废待兴,很多工作在监管上仍存在不足。

当时,按照会计司以往的经验,每一次有新的方案或者制度出台,都是由会计司拟好稿子以后,再由财政部发出去,但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发出了事”的状态,至于下面贯彻不贯彻,执行不执行,后续的监督措施很不完善。当时仅有的反馈就是,下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反映。但是,这一沟通渠道的设立效果并不是很显著,对问题的发现也不够及时。

为了更好地贯彻《会计法》,在《会计法》出台后,财政部举办了相关的学习班,而且不仅是在北京办,还办到省里、市里,可谓层层办,一办到底。魏克发介绍说,当时《会计法》出台后,他组织司里的人编写了一个册子,主要是将《会计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对每个条文的理解,进行了一下梳理。这个学习班大概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候,这份珍贵的册子仅是作为内部资料在财政系统内部流行,会计司并没有将其印成书做大范围的推广。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份难得的资料最终被其他的人拿去印成了书,会计司经多方考虑,还追究了这个人的责任。

“我们发了《会计法》,下面执行的情况和他对《会计法》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你必须要下面的人理解了、弄通了,把其中最基本的思想、缘由弄清楚后,他才能有效地去落实。这也是我从以往的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已经退休的魏克发在谈起以往的工作经验时,眼睛里流露出的睿智仍不减当年。

财政部一边狠抓普法教育,一边也在对会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动脑筋。魏克发说,法的出台是硬道理,但为了更好地配合法的贯彻实施,我们对会计人员也要从其内心的觉悟来进行提升,这样《会计法》的执行效率也会提高很多。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部在《财务与会计》杂志上发起了一个有关“财务与会计发展”的讨论,专门针对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做文章。没想到这次有心插柳的讨论取得的效果远远高于预期,而且,这个大讨论在《财务与会计》杂志上还持续了好几年。

至今让很多会计工作者记忆犹新的,仍是当时魏克发提出的“顾大局、讲效益、求实际、遵法纪、身廉正”的十五字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一般规范。可以说,这十五个字影响了一代会计工作者,也给了一代会计人以信念和坚持。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魏克发说,时隔二十五六年了,很多东西都淡化了。然而,在魏克发的介绍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一重大事件记忆犹新。当往日的匆忙和紧张都幻化成退休后的闲适和淡然,不知道他是否还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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