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
作者:许人俊 来源:新浪读书 原文时间:2009年05月15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引起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抛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伟大解放。

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迫切呼唤改革,但“左”的条条框框太多,农业学大寨和大批促大干之风仍在全国盛行,从地方到中央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中央红头文件对农村改革尚未开放“禁区”,改革阻力重重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夕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中全会接受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 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邓小平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和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长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二、穷则思变。历史上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大灾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的试验,奏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曲。于是,凤阳和昔阳成了独木桥和阳关道的方向之争、道路之争的焦点,举国轰动。万里说:是与非,靠实践检验1978年-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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