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论财税改革30年得失
作者:刘仲藜 来源: 人民网 原文时间:2008年12月12日 所属领域:财税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专电  “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在大会上表达了对财税改革30年得失、经验的看法。原文摘录如下:

2003年,我参加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这个起草总结不久,温总理到会,开会之前讲了一段话,他说中央常委认为,十年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用了十年的时间,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了。今天大家有机会坐在一起探讨一下这些年财政改革的得失、经验,很有意义。我简要讲三点。

第一,我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及财政、税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分税制改革,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就提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里面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力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当时我们在“包”字占主要时期,现在我们以“人”为主。就是农村的承包责任制移植到城里。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计划、市场在不同社会制度都可以采用的这个大方向。大家思想豁然开朗。同年9月份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确立我们国家的改革目标。思想的禁锢一解决,改革目标一确立,再加上客观上多种所有制的经济蓬勃发展,客观上也要求我们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主观上讲,国家财力不足,行政能力薄弱。俗话说,再不改革,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些主观上的大背景非常重要,财税改革之所以存在纷争就是因为这些大背景,所以大背景非常重要。这给我们财税改革带来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到了1993年,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正确做出决定,推行了以分税制为主的财税改革。紧接着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之下,财税改革工作迅速启动,原来财政部提出方案分两步走,我们决定一步到位。所以那一年筹备方案的修订是非常频繁的。当年夏天就在北戴河,李鹏同志、朱镕基同志两位亲自主持改革方案的制定、论证、修改。从8月份起,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亲自带队,带着中央的财政、税务等等60多个人,前前后后一共到17个省市,先走发达地区,后走欠发达地区,一个省一个省做工作。这就是我说的强有力的指导。后来我们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一个省去做说服工作。与30个省市交流,有碰撞,有博弈,有协调,有理解,有妥协。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也有。发达地区觉得我要吃亏了,不发达地区也有它的要求,比如,将来还要转移支付,何必以后再转移支付呢?干脆给我100%留下就完了。事实上后来发生过一些问题。

尽管有博弈、有碰撞,但是最后获得了地方各级政府的广泛支持、理解、认可。我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推进财税改革的很关键的一个工作。现在来说,利益攸关方,改革就利益调整,多的少的,有吃亏的有占便宜的,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利益攸关方。再就是社会各界的支持。首先广大纳税人。没有纳税人的支持、理解、遵守法律,我们也是很难的,尤其是企业,他们愿意在税收方面人人平等、照章纳税,支持这个改革,取消承包。这次财税改革第一解决中央的关系,第二解决地方的关系,把承包取消了,按照市场的规则,照章纳税。这个期间一批专家学者,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介绍国外的经验,为我们财税制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关系,为改革措施出谋划策。今天当着各位的面,当面感谢各位。做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对新的制度、多个方案模拟、测算、比较,还有有关部门大量的沟通协调。事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员的培训。税务人员的新税务,基层人员能不能熟悉,纳税人、会计人员懂不懂得税法。这方面国税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方案不断地变,培训内容也不断地变。亲自到电视台讲解增值税的原理,在中国适用的范围,以及操作程序。懂了以后才能一分钱、分钱地收上来。

这是我感觉的第一点,当时大的经济环境、国家改革目标,使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财税改革的历史机遇,才能够推行这个财税改革。中央的支持,才产生了这样的成功。

第二,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出财政体制改革《决定》和税收制度改革《决定》,尽管前面有准备,真正到1994年实施,这个时间很短。那一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10月份召开。这两个《决定》一定要衔接起来。这一段前后我自己的心情就是如履薄冰。《决定》是中央做出来的,但是毕竟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做的。分计的账要靠财政人员去算,要靠财政人员去收,能不能组织实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当时是财政部的主要负责人,第二年的春节又兼任国税局长,是第一责任人,具体实施的,我是责无旁贷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宏观环境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当时我们国家政府实行了保值利润,为了让老百姓不吃亏,存款不要停,增加保值率,最高的保值到24%,也就是通货膨胀达到24%。我们有六七个月都达到20%以上。当时世界银行有一个高级专家就讲出去了,根据拉美的经验,通货膨胀20以上,如果连续四个月以上,就可能产生加速度。那个时候中央刚刚下发了6号文件,针对金融失控方面。但是惯性仍然很强。这个改革推下去以后,实际上当时我分析,面对着三种负面影响。第一,通货膨胀继续发展。新税制推动了通胀。第二,税务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第三,征税人和纳税人没有熟练掌握新税制,不会操作,钱收不上来,开支就受影响。

当时发债来不及了,临时借款120亿,限期3个月。这是临时借款。那年春节是2月份,1月份数字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从2月份开始,增幅大幅度下降。这就给我们预警了。因为以1993年为基数,9月、10月、11月、12月超长增长,9月份增长了50%,10月份增长60%,11月份增长90%,12月份增长120%。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年末下来,中央返还,钱就出不去了。6月份12个省市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12个省的厅局长来了,研究了四条措施,向国务院报告。7月份召开全省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有个很有情感的讲话,讲得非常好。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完成这个任务。

这四项政策里面最重要的两项:一项是把头一年12月份决定的增值税的0.3返还以后,全国统筹平均改为与各个省自己征收多少挂钩。原来是各省多少,怎么算,这次各省自己报。当时这个《决定》这个问题有均贫富的意思,对发达省可以多一些。但是这样影响积极性。这个不影响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因为后年增加以后,那一年整个增加了51%的财政收入,我们要求第二年按三分之一增加。当时如果算下来是16.5%,中央就可以过得去了。这一年在曲曲折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第二年的事情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方案出台以后,磕磕碰碰的事,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想到这方面,也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季度中间不断地调整。我们发了84个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小项调整,大的原则不动。我刚才说的是大的方案调整共四项,我只讲了两项。有些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一年以后,1994年抵消了出口退税和两金的减收。应该说这个数量不小。

第三,财税改革还要继续完善和深化。温总理2003年的讲话说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这毋庸置疑了。但是我觉得财税改革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一个方面,当时客观的原因,有些改革内容没有基础;现在要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又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还要解决中央和各部门的关系。有的改革没一步到位,有的改革已经做了一些调整,说企业受不了,降下来,现在舆论又说了,只有增值税高了,才能节省资源。农业税、农牧税,当时有取消之意。一直到前几年,有了财力,取消了农业税。所以中间有很多变化。增值税的类型是消费型的还是投资型的、生产型的。第二方面,现在又有新的情况。我看到很多资料,各位学者、专家都讲了很多方面。我就想引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的一段话,我想这是我们近期和中期财税改革内容和目标。我把原话读一下,“围绕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去建设,完善公共财政,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我想这些财税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应该是我们近期、中期需要为之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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