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李岚清:投石问路,了解外部世界
作者:李岚清 来源: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原文时间:2008年11月01日 所属领域:对外开放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党中央、国务院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调整思想路线的同时,为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决定派一些领导干部出国实地考察,了解国际发展情况,学习发展经验。

谷牧考察西欧 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成员中有水电部钱正英、国家建委彭敏、农林部张根生、北京市叶林、广东省王全国、山东省杨波等省部级干部,还有王维成、严明以及谷牧同志办公室的李灏、胡光宝等六位司局级干部。出发之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同志谈话,要求出访考察时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的经验学回来。代表团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五国。谷牧一行广泛接触政治经济等各界人士,除了会谈、交流外,安排了较多时间参观工厂、农场、城市、码头、科研机构、市民家庭等。

参加这次考察的同志回来说:刚到联邦德国时,使馆请考察团看了一部介绍联邦德国战后重建的纪录片。战后的联邦德国一片废墟,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2/3,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市民没吃的,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战后联邦德国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在考察中,他们看到的30年后的联邦德国,是如此先进和繁荣,普遍实现了电气化和自动化,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震惊了。他们在感到我国落后的同时,也增强了振兴国家的信心。

谷牧同志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所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从这些表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急于为过剩资本找出路。尽管后来我们发现搞120个大项目在当时并不实际,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表明,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

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同志就约谷牧同志谈话,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引进这件事一定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接着谷牧同志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乌兰夫、王震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详细汇报。据谷牧同志回忆,那次会开得很长,从下午3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谷牧同志主要汇报了三个方面的情况: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2.这些西欧国家,大部分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了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3.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中外合作生产等等。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的困难,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到会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插话和发言中,高度肯定了汇报的内容和建议,要求谷牧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正式提请国务院讨论。

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谷牧同志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他特别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机会,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一项大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开了20多天,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发展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许多同志表示,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他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立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国外的先进事物。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被党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多次讨论研究,酝酿制定对外开放的方案。

“质量救国”救了日本 1979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日本的崛起。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当时的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对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日本已经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55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当时日本只占2.5%,而到了l960年,日本就赶上了我们。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没有把战败的日本放在眼里,尤其是那时“东洋货”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仍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

我本人就有过这样一个经历。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商品展览会,我参观后买了一个塑料的肥皂盒,粉红色的挺好看,但用了没有多久,就由粉红变为灰白色,连接上盖的塑料也断了,于是“东洋货”骗人的概念又加深了一次。后来我读了一位日本政要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战后日本的经济很困难,他访美时,希望美国多买一些日本商品。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没有直接购买过日本货,但从其他国家转口过一些,因质量差,以后就停止进口了。我们有的是钱,但是我们只买优质商品,决不买劣质商品。这次访问使他很震惊,也使他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于是,他在原来“贸易立国”战略的基础上,提出“质量救国”的号召,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过若干年的奋斗,日本货终于甩掉了不光彩的假冒伪劣的帽子,换上了一个高质量的光环。1970年,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了。这年3月,日本政府令人惊讶地竟拿出20亿美元在大阪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并取得巨大成功。当时,美国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恩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甚至说:“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按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在20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基本相当,而到1980年,日本已经是中国的4倍。1980年底,日本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大关,达1104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30%以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是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品,为此,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一部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的电视专题片,其主题是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工业。NBC节目主持人说道:十几年前,日本人以制造伪劣产品昭著于世,“日本制造”一词,成为取笑劣质产品的口头禅。但时至今日,“日本制造”已经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美国的年轻人现在以开日本的小跑车为荣。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等商品,成为最受青睐的抢手货。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研究学习的榜样。日本迅速成为经济强国,在海外大量投资。

这不得不使中国人思考,在20世纪60年代,中日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不长的时间里,为什么会拉开如此大的差距?然而,正在人们寻求答案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决定亲自访问日本。邓小平感受日本现代化 1978年秋,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此行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也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关系不断发展形势下的访问。此次访日的主要目的是顺应时势与民心,继续把中日友好推向新高潮。因此,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代表团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隆重接待,日本各大媒体对访问活动作了大量报道。日本新闻媒体说:“邓的访问使日中友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迎来了中日新时代的黎明。”并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邓旋风”、“邓热潮”。访问期间,除了会谈会见之外,邓小平还参观了日本的现代企业和高科技设施,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

邓小平同志参观了三家日本企业的工厂,其中有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新日铁公司的君津工厂、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座间工厂,邓小平同志一行乘坐电动汽车参观了第三车身车间和第二装配车间,对自动化程度先进的机器人焊接生产线表现出浓厚兴趣,体会到了现代化。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感谢工业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10月26日在由东京前往京都访问时,邓小平还专门乘坐了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光——81号”高速列车。在飞驰的列车上,有日本记者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当邓小平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每个职工只能年产l辆汽车时,他不禁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又让人们充分领略了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要达到日本、欧美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达到22年后本世纪末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困难,但是树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这不仅是他这次访问的简要总结,也是他对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

邓小平首提开放 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同客人就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邓小平从总结中国长期历史经验教训说起,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郑重强调:“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1978年1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新加坡。新加坡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加强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洲地区“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13日,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园区,详细听取了裕廊镇管理局介绍园区的建设情况。他当时就表示,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来。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后来,他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又专门谈到:“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机械工业国外取经 为加快机械工业发展,经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1978年10月至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分别派出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个以部长周子健同志为团长、安志文同志为副团长、江泽民同志为秘书长的代表团,对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进行考察;另一个以副部长周建南为团长的代表团对日本进行考察。考察团出国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有针对性地拟定了具体的考察提纲。回国后于1979年1月25日向国务院作了详细报告。报告中引用大量事例和数据,指出我国机械工业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欧和日本,并提出了发展我国机械工业,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措施建议。

报告指出,近20多年来,欧洲、日本的机械工业发展都很快,规模大,水平高,适应性强,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是出口的重要支柱。它们的特点可概括为:产品的大型化、高速化和精密化;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组织生产的专业化、多样化以及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我国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都远远落后于西欧、日本,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能力只相当日本、联邦德国的1/5左右。据统计,扣除电子、造船、航空等,与一机部对口产品的营业总额,日本约为1000亿美元,联邦德国约为800亿美元。而我们1977年总产值327亿元,折合180多亿美元,只相当日本、联邦德国的20%左右。它们设备拥有量则比我们略多一点,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七八倍。

二是技术水平比西欧、日本落后20多年。1.我们生产的多数机械产品只相当世界四五十年代水平。产品等级比世界先进水平低二三级。以火力发电设备为例,法国1953年就生产12.5万千瓦的,进入70年代,已达到90万、130万千瓦的。我们成批生产的还是10万、12.5万和20万千瓦的,30万千瓦的技术尚未过关。2.产品自动化水平很低,基本上靠人工操作。日本制造的4000—5000立方米高炉,全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日产铁9000吨—1.1万吨;而我们只能提供1513立方米的,还没有自动控制,日产铁1800吨左右,高炉利用系数比日本低一半左右。3.产品精度比国外低一两个等级。如联邦德国生产的超重型卧式车床,长24米,回转直径4.2米,可加工500吨重的工件,精度达到千分之五毫米;我们刚试制长16米、回转直径3.15米的,精度也差。4.产品的消耗高,使用寿命短。如铁牛55型拖拉机与意大利菲亚特同等功率的拖拉机相比,重量重30%左右,燃料消耗高10%以上。5.工艺落后,新工艺采用少。热加工尤为突出,如模锻件比重,国外一般都在60%以上,我国只占26%。

三是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更多。国外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一方面是在生产组织上广泛实行专业化协作,另一方面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科学管理,电子计算机已普遍采用,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在专业化基础上搞多品种,适应性很强。此外,各国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生产协作配套产品。而我们的中小企业,工艺水平较低,设备很不成套,更没有什么测试手段,因而,很难成为有力的协作厂。再者,各国的企业管理工作在科学化基础上向自动化发展。生产的许多环节,从接受订货、产品设计、工艺编制、计划管理、生产准备、生产流程、车间运输一直到仓库管理,大多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及控制。我们只有个别骨干工厂有小型计算机用于编作业计划等少量管理工作,其余都靠人力,效率极低。

综上所述,我们的差距是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约折合人民币4万—5万元;西欧和日本约折合8万—10万元。扣除这些国家专业化水平高、产值重复计算多及我国工厂兼办许多社会服务工作等不可比因素,我国机械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低三四倍,比西欧、日本低七八倍。

鉴此,报告表示:“我国机械工业一定要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西欧、日本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现代化,我们埋头苦干,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为达到这一目标,报告中建议要高度重视机械工业。报告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加快引进新技术的步伐。为此,工作中要把握“四个结合”的方针:1.建立样板厂与改造老厂相结合。在机械工业的主要行业中,对缺门和技术差距很大,一时难以掌握的,要引进一批新厂(车间、生产线)。对现有企业的改造,拟采取两手抓:一方面,所有企业都要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大搞革新、改造;另一方面,每个行业选一个排头兵,请国外帮助改进工艺、改进产品、改进管理,取得经验后组织推广。2.进口成套设备与引进设备制造技术相结合。只有通过技贸结合,才能较快和花较少代价掌握先进的制造技术。如进口原子能电站设备,建议同时引进其制造技术,建立生产基地,经过一段合作生产的过程,达到完全掌握并能独立发展技术的水平。3.引进技术时要主机与关键配套件相结合。如引进汽车、拖拉机制造技术的同时,引进油泵油咀等关键配套件的制造技术。4.引进主要设备与引进工艺相近产品的制造技术相结合。如引进拖拉机项目的同时,引进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有了拖拉机作为基础,搞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就能事半功倍。同时,参照国外经验,希望在各部门进口设备的同时,引进制造图纸及工艺技术,并进行合作生产,这样既可节约外汇,又为机械工业尽快消化吸收、掌握制造技术创造条件。有计划地进口一部分我国技术尚未过关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扶植我国的制造力量。引进技术要有一个战略部署,通盘规划,急用先引,打歼灭战。特别是重要成套设备及其配套的基础件、通用系列产品,要走前一步。对合资经营、合作生产等要及早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条例,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

此外,报告还就扩大机械产品出口,大力加强科学研究、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加速培养一批技术与管理人才,改革机械工业管理体制等提出了具体建议措施。

在考察期间,考察团与有关厂商进行了多方面接触,共建议引进大小140多项,重点是围绕钢铁、发电等基础工业所需设备和热加工、重型汽车、基础件的关键技术。如,从意大利引进80-150马力轮式拖拉机制造技术,从法国引进90万千瓦原子能电站的制造技术,从瑞士BBC公司引进30万、6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制造技术,从日本、联邦德国引进大型轧机和有关冶金设备的关键制造技术,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接触引进重型载重汽车厂,请日本有关公司帮助改造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份考察报告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传达后,在干部特別是领导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对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加速对外开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我国与西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引进,有计划地派出团组出国考察,对推进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考察是非常严格认真的,出国前先要办学习班,除学习外事纪律和礼仪外,还要制定详细的考察计划和提纲目录,回国后要写详细的报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3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达472次。这些考察活动不仅在推动经贸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亲身体验到与人家的差距,对怎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方面引发思考。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两次历史性的出访,以及谷牧同志及其他重要出访考察活动,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段历史,从真理标准讨论、科教战线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到改善对外关系、学习了解国外、酝酿对外开放,所有这些,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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