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访谈录: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原文时间:2008年03月31日 所属领域:对外开放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吴南生,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我义无返顾地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卢荻(以下简称卢):吴老,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你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还兼任过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和见证人。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回顾历史,现在请你谈谈当年创办广东经济特区的有关情况。

吴南生(以下简称吴):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举。在这历史转折关头,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我的故乡,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1936年,我在这里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由党组织安排,赴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我们凭两条腿从延安奔赴东北。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解放汕头市,担任市军管会副主任。1952年,我奉命调动,离开了汕头地区。

当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不禁为之心寒: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一些是在那“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大小三线去的汕头人,一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乡到海南、粤西的知识青年。之后他们又返回家乡汕头,由于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只好栖身在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竹棚里,人们故意把这些竹棚戏称为“海南新村”。汕头过去有限的骨干工厂,已迁到三线,经济很不景气。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当时情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汕头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早在五口通商时就开始了。恩格斯也知道汕头这个地方,他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林立,经济一片繁华。而眼前的汕头市,却如此贫穷落后,满目凄凉。重返故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痛地说,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

卢:你这次返回故乡,眼前景象对你无疑是很大的刺激,你是否已感觉到非改革不可了?

吴:是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那次我在汕头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参加了汕头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各县市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对汕头当时落后的状况有了较深刻的了解。那段日子我晚上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啊!解放都30年了,人民群众生活还如此艰难,我感到十分内疚和困惑,特别有愧于那些当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

我当时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那几年,我较多地见到叶剑英元帅,他多次焦虑地对我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我征求过许多老同志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也和从海外、从港澳回来的朋友交谈,寻找改革开放的方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在50年代,我曾分管过香港的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爱国的朋友,经常往来。我对港台等海外经济信息了解比较多。这一提醒,我的脑际立即如电光火石般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急着征求汕头地委领导的意见,征求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2月21日深夜,我正感冒发烧,但心情激动,迫不及待地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电报在指出汕头存在的突出问题后写道:“来后,我还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我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我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我家中,我们交谈了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原因有几个: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1/3。其中许多是在外面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我义无返顾地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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